关于毛岸英同志一封信的回忆

关于毛岸英同志一封信的回忆史敬棠毛岸英从小在苏联长大，抗战期间回到延安。当时他对祖国的语言文字比较生疏，对国家的历史和实际情况知道的也不多，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毛主席对岸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等各方面都要求很严格，对他的生活待遇和刚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一...     

“不要把孩子养成革命的娇子”

1946年11月，任弼时的长女任远志、次去任远征从湖南老家来到在延安工作的父母身边。不久，远志进了延安中学，远征进了“抗小”。延安中学和“抗小”离任弼时住地不远，她们回家吃住都很方便，可是任弼时不同意。他说：“还是让她们住在学校里好，可以得到锻炼，学会独立生活。”任弼时让她们住在学校，吃延安当时规定的三种伙食标准中的最低档──大灶。由于远志从小生活在江南水乡，初到黄土高原，生活不习惯，水土不服，入学不久就病了。延安中学及时通知了家里，任弼时也知道了，可是他既没有来接，也没派人来看。远志吃不下饭，同学们…     

监护人可以变更吗

我父母生有我大哥、我和弟弟三人。弟弟患痴呆症，生活无法自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我们三人现均已进入而立之年，我和大哥已成家独立生活，弟弟未婚仍与父母共同生活。今年1月份，父母因患病相继去世，后就弟弟新的监护人确立问题，经我和大哥协商，由他作为弟弟的监护人。自今年2月初至今，弟弟与大哥共同生活，但因大哥未尽到对弟弟监护职责，致使弟弟多次走失。     

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日子

周恩来记得“延安名角”1940年8月底,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后经延安返回重庆,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回到红岩使整个气氛都改变了,大家在生活上好像也活跃起来,所有同志对他都非常尊敬爱戴。恩来同志本人对大家都很亲切,没有一点首长架子。那时,我对他不熟悉,在延安的时候听过他作报告,我们从延安新来的这批年青人在离开延安前,他和其他首长一起接见过我们,他还和我开过一句玩笑,说我是个“小广东”。有一天,我抄完急电,小鹏不在,我拿着一叠电报到恩来同志处,他很快专心地读完,抬头看见是我,有点惊愕地说:“你不是…     

“表哥”陈作仪

1945年前,我在云阳读书、教书。因家境贫寒,大哥、二哥都读书很少,识几个字,就在十几岁时当了学徒。我算幸运,读到初中二年级,又跳级读了高一,就出来教小学了。我的大哥刘子俊和二哥刘仁兴,都是地下党员,大哥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陈作仪都是云阳县汤溪特支委员、二哥刘仁兴1939年入党。他们平时对我影响很深,大哥买的进步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要翻起看。另一个地下党员赖德国,在我小学毕业时就叫我看《大众哲学》,还要我写出心得。当然那时我看不懂。小学班主任老师王寒生(也是地下党员)对我也特别关照,经常给我讲一些日本帝…     

缜密布排,毛泽东安然赴苏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也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为了使新生的革命政权能尽快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毛泽不决定出访苏联，以求得“老大哥”的支持。 共和国最高领袖首次“出洋”，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而国民党“保密局”也闻风而动，双方在中苏铁道线上展开了一番生死较量。 （一） １９４９年 １１月的一天，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正在商谈出访苏联的有关事宜。 “恩来呀，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１２月２１日是斯大林同志的７０寿辰 。他６０岁寿辰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啊，一晃…     

同志：温暖亲切的称呼——忆彭塞同志

１９８７年，几个军队转业干部来到党史工委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久，我们都发现彭塞主任称呼我们时，都是姓名后面加同志。开始，我们既感到新鲜又还有些不习惯。像他这样一位资深的领导和长者，称我们这些晚辈为“小张”、“小李”又何尝不可，叫“同志”则显得过于郑重其事。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他不仅这样称呼我们，即便是分管党史工作的省委或其他领导，他也称同志，绝不称职务；不管是与其长期共事的同事或下级，还是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单位的年轻人，不论职务高低还是年纪长幼，一律称同志。我曾心想，或许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因…     

斯诺与延安时期中共外交战略的重构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重构了自己的外交战略，将联合、拥护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战略转变为既联合苏联又积极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新战略。在新外交战略的重构过程中，以斯诺为代表的国际友人对延安的访问、报道，不仅宣传了中共的新主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共外交战略的重构进程。     

巨人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毛泽东和斯大林作为中苏两个大团、两个大党的领导人，曾经有过不寻常的交往，结下了不平常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折射出中苏两党、两日之间的许多恩恩怨怨、去非曲直。“一生写过三批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毛泽东曾经坦言“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毛泽东解释三篇文章写作的深层背景说：“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当时欧战爆发，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寿辰…     

毛泽东与毛岸英的父子深情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同时也是一位慈爱有加的父亲，有着同常人一样的舐犊之情。毛泽东在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奔波操劳、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仍然不忘挤出一些时间关心和指导其子女的成长。我们从他与长子毛岸英的父子深情中不仅可以领略人民领袖的爱子情怀，而且可以感受到伟人教子的深深启迪。“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１９３６年，上海地下党组织终于找到了流落街头的岸英和岸青，并经过多方努力，转道将岸英兄弟俩送往苏联，去接受正规的教育和训练。他俩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时，毛泽东已率领红军到达陕北…     

朱德女儿朱敏自述:我在纳粹集中营

落入纳粹的魔掌我14岁才来延安见到了父亲，不久，就由父亲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当时改名赤英。后来，因我”身体不好，6月被送到苏联南方夏令营疗养。料不到的是，德国法西斯6月22日向苏联发动了战争，侵略的铁蹄踏上苏联的国土，我们疗养的地方首当其冲成了沦陷区。顷刻间，远离祖国的我又失去了革命的“家”。疗养院的孩子里，只有两个是中国孩子：我和张闻天的儿子。他仗着男孩胆大，趁黑夜逃出了疗养院，想跑回莫斯科，可被无情的炮火炸死在途中，那年他才12岁。这是我后来离开德国集中营，回到苏联才知道的。没有多久，我们10多…     

浅谈延安整风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延安整风57周年纪念，又正值全党开展“三讲”教育。从目前的现状看，我们党在自身建设上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已经有又一次整风的必要性并且是刻不容缓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整顿党的作风不可能是延安整风经验的生搬硬套，从内容到方法都必须有时代的特色。     

周副主席给我们放电影

1937年秋,周副主席在延安时,一次骑马不幸摔伤了胳膊,在延安治疗一段时间后,又去苏联治疗。伤愈后,从莫斯科回到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兰家坪。10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中央机关通知我们到马列学院广场去看电影,原来周副主席从莫斯科带回一架     

忆董老

七十年对人生来说不算短暂,有些人和事回想起来却那样清晰、历历在眼前。董必武同志——我们都亲切地称他董老,论年龄他几乎是我的祖父辈了,但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融洽、那样亲切,那个年代没有代沟啊!1939年5月份,那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王明、博古、董必武、林伯渠等同志从延安去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他们带领了一群年轻人,从延安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我是其中的一员,时年17岁的丫头片子,虽然当时我已经去延安学习了一年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领导人,当年延安很受尊敬的老革命“四老”——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我一个也未曾见过面,这次机缘巧合,能随林、董二老同车去重庆,真是惊喜万分。从延安出发时共有三大卡车的人,挤得满满的,而我却一个都不认识,车停第一站时,我才看见二老从司机驾驶室下来。我十分惊奇;这么大岁数了还和我们一起坐卡车,一路颠簸,据说要走十来天哩。但见他们精神健旺,谈笑风生。我们才听说这就是董老和林老,一路上他们经常和我们这批年青人说说笑笑,特别是问到我们的家庭和到延安后的情况,并记住我们的名字,董老特别对我说,不要叫她小广东了,因为你要长大的,那就不好改正了,就叫名字吧,老人家就真记住我...     

与爱同在

有一年冬天,最疼爱我的外公忽然去世,一种难言的哀怆几乎吞没我的生活。在一个落雪的晚上,好友忽然提出要陪我喝酒,酒阑人醉的时候,他讲述了一段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大哥因病去世那年,母亲已经70岁。为了不让体弱的母亲过度悲伤,我们兄妹几人商量后决定向母亲隐瞒这个噩耗。由于大哥生前住在外地,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与母亲团聚,相信母亲是不会察觉的。尽管我们都避免提及大哥,但是一段日子以后,母亲还是念叨起来,说大哥是儿女中最孝顺的一个,为什么这么长     

毛岸英旅苏期间致祖国小朋友的两封信

祖国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们用极大的热忱写这封信给你们述说一下我们在苏联的情形,你们都高兴知道吗? 我们于1937年初来到苏联后,真好比到了天堂一般。当我在中国时,从未想到这样幸福的生活。苏联的人民,看待我们比看待他们的儿女还要好;把我们当成上等的贵客,想尽一切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能够圆满和欢乐。     

陈云轶事(三则)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一生艰苦朴素，遵纪守法，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的许多动人事迹，成了党的精神财富。“吃饭要照镜子”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中组部开始住在延安城内，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城之后，搬到北门外大约两公里处一山坡上的窑洞里。山脚下有一饭馆，名叫西北菜社，顾客很多。特别是归国华侨和国民党地区一些官员富豪的子女，跑到延安来学习，寻找抗日救国的道理，但是不习惯生活上的艰苦，经常去西北菜社解馋。那些人很有钱，每次都要许多菜，显得十分阔气，吃不完就扔掉，毫不在意，同…     

红岩生活中的一段插曲

我在红岩办事处工作了一年多点,但我很喜欢那里的环境。我们一起从延安来的同志都很要好,朱A(语今)、朱B(汉民),还有丁洪、王汶、卢瑾等等,常常在一起学习、工作、散步、打乒乓球,还有唱歌,“鸡鸭行”的“行长”童小鹏,还有赵大个、康锡玲、洪达,以后又来了李冠华、紫菲等等,完全像个大家庭。比亲兄弟姐妹还要亲。我就是在这样和睦、纯真、友爱的大家庭中生活的。红岩人的婚礼我们从延安出来的这群男女青年,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互相都逐渐有了更多了解,慢慢地自然会互相倾慕、相爱。本来红岩办事处内,除了几位老同志是夫妻都在一起工作的,大…     

蒋介石延安之行

蒋介石延安之行姜东在延安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今天，当我们回顾延安历史，追寻毛泽东等一代伟人战斗生活十三个春秋的足迹时，不能不为毛泽东最大的政治对手─—蒋介石视察延安补上一笔。１９１７年３月底，国民党占领了被中共中央主动放弃的延...     

我常想起安子文

我认识安子文是在1947年初,那时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央后方机关党委书记.此时,国民党军重点向陕北与山东解放区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先撤退一部分工作人员,驻在瓦窑堡;一部分人留在延安工作.这时我在解放日报社工作,报社与新华社由一个编委会领导.撤退到瓦窑堡的人员驻在史家畔与闫家坪,准备在敌人进攻延安时,新华社代表中央发出声音.我们在瓦窑堡出版了四开三日刊的《解放日报》临时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与10多家的病人和带孩子的女同志住在闫家坪.我编临时版的副刊,又兼支部书记.这时大家都是分散在老百姓家腾出的窑洞中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