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必须走出四大认识误区

７’刑法首次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结束了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思想上对于罪刑法定应否进行立法确认问题上的长期徘徊局面。在我国刑事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此，国内外法学界好评如潮。９７’刑法实施一年多的司法实践也充分证明了我国立法机关抉择的正确性。但是...     

罪刑法定原则与立法的明确性

罪刑法定原则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反对封建专制的罪行擅断而提出的,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将这一原则的含义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1](P101)。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在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合法权利和追求公平正义的目标。目前,作为一项世界公认的法制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的确认。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简称新刑法)第3条亦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新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三大基本原则写入…     

我国湿地保护刑事立法刍议

我国湿地保护的刑事立法非常缺乏,更没有专门单独立法,但湿地保护刑事立法意义重大,并存在宪法、刑法和生态等方面的依据。为此,可从确立预防性原则、适度性原则、明确性原则和前瞻性原则入手,建立"保护性利用"立法理念,注重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为主的公法方面的法律责任,对破坏湿地环境的犯罪应以"危险犯"为基本犯罪形态,增设故意提供虚假湿地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罪,完善湿地资源开发许可证和湿地保护司法救济制度等,予以完善。     

略谈新刑法总则中的两个增加规定

这次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是我国刑事立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刑法总则部分共增加了37条款,使刑法总则规范更趋完善。罪刑法定原则、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罪刑均衡原则在总则中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法制走向现代化。刑事普遍管辖权的规定,为我国切实履行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惩治国际犯罪提供了国内法依据,它标志着我国刑法与国际刑法接轨。     

中国食品安全刑法改革的系统性思路与进路

食品安全刑法应当保持谦抑还是扩张,不仅仅是刑法自身所能回答的问题。应当从食品安全保障系统整体进行研究。中国食品安全刑事立法总体上应表现为适度的扩张性,具体应当是罪的适度扩张与刑的适度谦抑的统一。就罪的扩张而言,主要涉及食品范围界定之适当扩大与犯罪行为方式之适当拓展;就刑的谦抑而言,应在坚持轻刑化原则基础上扩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在刑事立法上扩大食品安全犯罪圈的同时应保持刑罚制度的适度宽容性;在刑事司法上增强对食品安全犯罪活动反应的敏锐性与及时性,强化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以提高刑法的威慑力。唯此才能实现食品安全刑法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的统一。     

论军事刑法特殊性在基本原则上的体现

军事刑法是特别刑法，在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上都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在基本原则上的体现是：军事刑法要坚持刑法总则中所确立的罪刑法定、罪行相当及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但有自身的实现方式。同时，军事刑法基于保护法益的特殊，还要坚持严罪重罚、平战区分及注重预防原则。     

试论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非法债务

从立法渊源、立法体系及与传统犯罪的关系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的催收非法债务罪标志着，刑法对催收债务行为的规制中心从“催收行为”转向了“非法债务”。与之相应，刑事司法应以“非法债务”作为入罪的核心。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非法债务的非法性根据在于创设行为的非法和债务本身的非法，但是，创设行为不法不能当然推定债务不法。“债务性”表现具有开放性，除高利放贷所生之债外，还包括违禁品流通所生之债和违背公序良俗行为所生之债。在具体判断上须注意，导致债形成的事实中必须有真实的自由意思表示。否则，非合意而生“债务”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其后续催收可依财产犯罪论处。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制度浅议

刑事和解是刑事法制对社会管理创新的积极回应,与多元治理、互动治理、有效治理的社会管理创新理念相契合,但该制度对传统刑事法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使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走向相对,可谓价值与风险并存。对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应严格掌握适用范围,对自愿性合法性必须进行司法审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和侦查终结是适用刑事和解的基本前提,从宽处罚宜适度和规范。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探析——兼论维护刑事立法观的统一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①是97年刑法第336条第2款所增设的新罪,其立法目的是为了维护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的顺利推行,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有学者直接将该罪称作破坏计划生育罪②。但是,从实践情况看,97年刑法的这一规定已日益显现出其立法上的不足,急需予以完善。而且,只要进一步对规定该罪的法条(特别是再结合97年刑法其他有“问题”的法条)作些仔细分析,便不难发现这些法条上的不足所形成的原因,不仅仅是立法技术及立法背景等客观制约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立法机关在刑事立法观上的不统一,最终导致97年刑法中的有些本可避免的失误和不足被保…     

现行《处分条例》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一、《处分条例》是否应当采取“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刑法理念和原则？现行《处分条例》完全采取了刑法典的体例结构。总则部分基本照套了《刑法》总则的组成内容，诸如立法依据、处分原则、处分类型、违纪构成、集团违纪等等。从实践情况看，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科学、合理的。问题是分则部分也完全套用刑法模式是否妥当。《条例》中列举的各种行为从定性、情节、数额到处分档次都作了相对确定的规定，这无疑是采用了“罪刑法定”的刑法理念，这样，实际执行中便引出一些问题。首先，违纪的情形千差万别，《处分条例》不可能全部将其囊…     

论刑事政策在中国的进一步完善

刑事政策的的概念是刑法研究中较为基础而又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我国传统法学中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狭义的刑事政策观上,将刑事政策视为党和国家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政策或策略。这样偏狭的理解决定了我们一度将“严打”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同时这也严重妨碍了我国的对外学术交流,阻碍了我国科学地制定与执行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从宽处理轻罪原则等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度,宽严有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集中反映了国家对司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蕴涵着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要求,是刑事执法的灵魂,它是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论合同诈骗罪的立法完善

合同诈骗罪作为 1997年刑法新增的一个罪名 ,在罪行法定刑法原则指导下 ,为了有效地打击利用合同进行经济犯罪活动 ,对本罪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 ,以便解决在司法实践中对本罪认定与处罚的一些难题 ,真正做到定罪量刑准确 ,实在是非常必要。为此本文拟对我国完善本罪的立法作以下探讨 ,以更好地回应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一、完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规定“非法占有”一词在民法与刑法上经常使用 ,其含义各不相同。民法上的“占有” ,大致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物权种类中的占有 ,与持有同义 ,指人对物继续管领的事实。另一类是所有权权能中的…     

偷税罪的立法演变及《刑法修正案(七)》第3条之解读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规训与克制:论两高解释第五条(一)至(三)项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定的解读与反思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数据的共享,而数据中包含的个人信息被侵害的现状日益严重。审判实践中一般根据犯罪数额直接进行情节认定,个别非客观数额认定情形类案件,其判决结果一经作出即引发争议。规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适用的法律主要是刑法分则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而最新的两高解释中第五条关于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十项,其中第一至三项是本文重点探讨对象。首先,针对法益评价,本罪保护的是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以及社会属性法益的结合;其次,公民个人信息在认定上应当和个人隐私权、电子数据等区分,因为根据定义它更强调可识别性;最后,对"行踪轨迹"的深入探讨再结合案例法条分析,利于在今后适用时能更准确的在主观层面进行限制,以防滥用,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     

数字社会治理的权利逻辑:以个人信息权为中心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社会迅速发展,促进多元主体信息交流和资讯共享,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挑战。作为数字社会公民身份的基本表征,个人信息权既是数字公民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先决条件,也是防范和控制数字权力异化的重要工具。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价值追求,国家立法机关应秉持作为宪法价值核心的人格尊严进行立法,明晰个人信息权的规范内涵与保护机制;行政机关应遵循权力法定原则,严格基于法律保留、公共利益和比例原则处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建立专门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监管机构;司法机关应通过法律适用和司法解释对被侵犯的个人信息权提供及时司法救济,填补法律漏洞,实现数字社会个人信息权保护的制度正义目标。     

垃圾信息侵权的法律问题思考简

垃圾信息侵犯公民的财产权、通信自由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自主权的辨析等，它的侵权主体主要有三类：普通用户、电信服务提供商以及网络服务商和电信运营商。在立法上，规制发送垃圾信息的行为应该选择使用过错责任原则，从而惩罚侵权主体。实践中，治理垃圾信息必须对服务商发送短信有所限制，实行一机一网、机号一体的手机号码入网登记制，对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分别给予民事、行政和刑法的制裁，从而安全保护个人信息。     

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司法应是社会的良心，要用理性、公正、人性化的态度，冷静而敏锐地处理社会纠纷。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正是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对于有效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

罪刑法定,是现代刑法制度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其基本精神价值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刑。“禁止类推”是罪刑法定的派生原则之一。“类推”概念只能用以指代“类推适用”,而不能演绎出“类推解释”。从“罪刑法定”和“法律解释必须在文义所及的范围内为之”的基本理念出发,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不排斥任何一种解释方法。以此视角审视李宁组织卖淫案所引发的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的争论,可能会给我们一点有意义的启发。     

反腐风雷激 立法建言多——刑法罪名扩容热点透视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对一些新型腐败现象或边缘性腐败问题，不能给予有效的制裁，这显然不适应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需要。有关反腐败的刑事立法存在的疏漏主要表现在：立法的深度不够、某些罪名的可操作性还不强。为此，社会各界不断提出建议，要求修改立法，扩充刑法罪名或赋予某些罪名以更准确、更丰富的内涵，并就这些建议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渎职犯罪增设决策失误罪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并没有将决策失误与犯罪直接挂钩。除部分造成国家、集体财产严重损失者被追究渎职罪外，相当数量的…     

罪名口袋化倾向的刑法思考

我国刑法中的一些罪名在司法认定过程中,日益具有口袋化的倾向。这一倾向与罪刑法定原则、尊重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相冲突。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刑法条文的规定不够明确;司法工作人员对刑法条文的理解存在偏差;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传统刑法观的错误影响;个别司法解释有违刑法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原理。应结合这些原因,通过各种途径对这种倾向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