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历史定向

现代化进程彰显着人类文明形态的重大历史性嬗变，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具有深刻内在一致性，其道路走向反映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指向与现实形态。中国现代化运动被动启发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全球扩张，最终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动选择、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并且成功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世界历史自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成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辩证融通、双向互动，是由相对落后国家开辟的现代化新道路，革除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魅影的“绝对统治”,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可靠性，表征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标，为有效解决世界历史的新挑战和全球化发展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进行现代化探索而形成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取得过重要成就，也有过深刻教训。中国式现代化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实现了对苏联式现代化的创新性超越，树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范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史乃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而重大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面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探索过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百年奋斗历史进程中形成内在规定性，内蕴着三重面向。从现代化面向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遵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又扎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境况，凸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体现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有机结合；从社会主义面向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与推进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完成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由马克思视域中的“历时性”关系转向中国实践场域下的“共时性”存在，从而赋予现代化以社会主义性质；从文明面向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然产生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场不仅符合人类文明演变规律，其自身目的旨趣又推动和引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充分彰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现实社会主义与落后国家现代化模式刍议

社会主义，可以分为“理想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自从诞生社会主义国家以来，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最大特点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通过苏联模式的现代化的挫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可以看出现实社会主义是落后国家现代化的成功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脉络与经验启示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大命题,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开辟和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新时代概括。要深入理解这一命题,需要将其放置于世界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宏观视野下考察和审视。鸦片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被动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让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中国道路的本质规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就是带领人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在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节点,立足唯物史观,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百年探索的历史脉络,全面总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就和经验,对于进一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现代化道路的方向和核心力量,坚定不移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世界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伟大抉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更加明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中国人民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前进之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     

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与重要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经过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完备的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向整个世界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规律的把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本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及其规律的探索试图作一简要阐述。 一、邓小平理论开创性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一基本问题,成功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方面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领导全党总结历史经验,进行拨乱反正,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 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后在前进中遇到的困惑,归根到底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价值与建构逻辑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其现实的和具体的战略形态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通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而全面推进的。读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价值和建构逻辑,才能更加自觉和有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集中汇聚了中华民族百年以来的革命性变革和时代性进步,集中展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总体性布局和战略性导向,必将科学引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帮助中国人民有效应对当今世界复杂变局进而创造第二个百年辉煌。文章从“坚守一种初心”“统筹两个大局”“把握三种逻辑”“推进四大创新”等多种视角,在历史与时代、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等多维统一中探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揭示其核心价值和建构逻辑,彰显其比较优势,领会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创造百年辉煌的思想智慧和实践创新。     

坚持和完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为主导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并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主体政治力量,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政治优势。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个研究视角

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把党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从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显示了党的建设发展思路的战略演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国家治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既体现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的关系,又体现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提高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全面领导是连在一起的,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具有不可分离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执政与治国两种能力既有区别又相联系,两种能力建设相贯通有其内在的机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展示了“中国之治”在人类历史上世所罕见的国家成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部署,为党领导人民再创“中国之治”新辉煌提供了实践指南。     

以终为始:续好“主义先于问题”之大文章——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中践诺初心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实践运动的成败得失,往往取决于对革命理论是否科学地取舍、坚守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是在“主义与问题”的历史性考问中诞生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起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家”。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主义”为先导,从“问题”出发,“主义联系问题”,理论联系实践、实际,实事求是,通过艰难困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为定向的伟大斗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为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的长征中践诺初心,我们还要继续端正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处理好中国实际和世界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关系;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的关系。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精神观初探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民族得以维系和凝聚的精神纽带。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铸就伟大的事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精神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主要是大力提倡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精神、自主创新精神和开放包容精神。对民族精神进行系统总结与归纳,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制度机理的角度分析,主要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成,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制度保证.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并不直接带来治理效能,只有借助制度改革和创新,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优性,进而实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目标.于是,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明确提出,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经验教训,并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并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作为对邓小平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以及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已经成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新的形势下,牢固树立和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总体性”阐释

中国现代化极具特殊性与复杂性,不宜仅用单一视角进行学理与特征阐释,在方法论上应该诉诸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经典现代化和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在总体性方法论的视域下,这种新型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文明的特殊性应该予以整体性、系统性观照。在论述、补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代化”释义的基础上,鲜明提出“总体性”方法论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容与特征。     

论转型社会廉洁政治文化的构建

政治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决定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内在动机和价值取向。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衍生出包括臣民式政治文化、伦常式政治文化和人治式政治文化在内的一些落后的腐败的政治文化,它们对我国当前出现的"家长制"、"一言堂"、"人情网"、"裙带风"、"重人治轻法治"等社会现象产生了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政治文化,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转型社会的急剧变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廉洁政治文化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快法制化进程,铲除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糟粕,是构建新型的社会主义廉洁政治文化的重要路径选择。     

China’s National Space Program and the “China Dream”

ABSTRACT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the “China Dream,” set as a national Chinese goal through 2049, is underpinned with achievements in outer space. Deriving from the Carl von Clausewitz hypothesis on “the continuation of political objectives by other means” and referring to Xi Jinping’s official statements that link space achievements to these “other means,” the Chinese national space program (focusing on substantial technical details to elicit evidence of progress and how concrete achievements lead to 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is examined.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pace assets China possesses, including space-based technologies developed either independently or in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s, are crucial for advancing socialism i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in altering the current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in a more favorable way to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