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的正当性根据

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现实背景来看,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既是因应国际国内反恐现实需要进行的针对性立法,也是对世界经验的回应;从刑事政策考量,坚持"以严为主"、"打早打小"的反恐刑事政策,既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在要求的体现,也是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反恐协作的重要表现;从理论来源看,风险社会及其风险刑法观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从理论基础来省察,二元行为无价值论为恐怖主义犯罪早期化介入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限缩

持有行为入罪的正当性原理是行为对法益的抽象性危险。《刑法修正案(九)》设立的"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不满足持有型犯罪的基本特征:"持有行为与实害结果的密接性",存在对法益保护原则稀释。究其原因,在于宏大反恐背景下对于安全价值的过度倾斜。罪状中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含义不明确以及本罪的"恐怖主义活动"属性,导致了实然上规制范围的非理性扩张和制裁程度的加重。基于法教义学的叙事逻辑,在我国现实的刑事立法下,理应对本罪的处罚边界进行规范性限缩,具体路径包括: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解释、"正当目的"的出罪机制以及"最后适用性"的潜在限制。     

对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由于国内对恐怖犯罪的概念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因而在反恐刑事立法时,不如暂且放弃对定义的追求,代之以描述的方法对恐怖犯罪进行立法,在具体的恐怖犯罪类型和特征上下功夫。另外,在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将打击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法律已经对恐怖犯罪有所规定,同时存在较大立法空间或余地的情况下,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补充。     

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理论依据和立法建议

我国法律和国际条约都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但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适度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却是反恐斗争的内在要求。"敌人刑法"理论、限权与正义理论和权利位阶理论,都为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要坚持保障基本人权、限制和保障适度平衡、正当程序等立法原则,在立法中切实尊重并保障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构建恐怖主义犯罪特别诉讼程序、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制度。     

“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检视

目前,世界范围内反恐刑事立法明显呈现出预防性特征,这是应对当下恐怖活动犯罪频发且危害巨大、国家和社会安全需求高涨的合理选择。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时,我们看到了我国刑法从事后惩罚到事前预防的价值变化,例如预备行为实行行为化,帮助行为正犯化,增设持有型犯罪,这些都扩大了犯罪圈,满足了预防恐怖活动犯罪的需要。但是,刑法作为保障法必须维护立法的基本价值,这些反恐领域的立法变化虽然迎合了人们寻求安全保障的诉求,但是这样的预防性转变是否正当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应当理性检视预防性反恐刑法的正当性,在确保合理必要的前提下防范侵权风险,实现公平正义。     

中澳反恐刑事法比较及启示

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犯罪,中澳两国均应时而动,进行了一系列刑事立法调整。在反恐法律体系中,两国都颁行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法》,但反恐的刑事制裁功能仍集中体现于《刑法》相应条款中。以此为出发点,对中澳两国现行反恐刑事法律进行比较分析,吸收先进立法经验,在我国立法修订中建议以专节设置"恐怖活动犯罪",明确以"行为"为核心的基础概念,单独设立"恐怖行为罪",配置刑种多元、适用合理的刑罚措施。     

中俄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比较

恐怖主义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法应当在有组织犯罪框架内充分关注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特殊性,予以恰当有力的预防和打击。与中国以“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作为刑法反恐的起点和主要抓手不同,俄罗斯反恐法从规制具体的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入手,在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性质犯罪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时才引入相关的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罪名,并且分别设置了“组织、参加恐怖主义集团罪”和“组织、参加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罪”两个独立罪名。相应地,关于恐怖主义组织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系位置、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等方面,两国的立法选择都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两国立法异同的分析和比较,将为我国恐怖主义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提供不同视角的借鉴。     

依法反恐与人权保障的平衡:我国《反恐怖主义法》的基本价值

反恐立法要正确处理反恐与人权保障的平衡关系。反恐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基本人权,但是,反恐活动为提高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效率而采取的特别法形式又往往导致公权力过度扩张。因此,为保障基本人权需要在目的、方式、程序等方面对反恐活动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约束。反恐活动应遵循合法性原则、综合治理为本原则、禁止歧视原则、比例原则等行为规则,防止反恐活动走向其自身目的的对立面,引起人权危机。     

论中国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反恐立法,呈现出反恐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的趋势,但是,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存在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反恐经验,结合我国反恐实际情况,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法律体系,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在反恐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严厉的反恐刑事立法会存在"严有余,宽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反恐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以宽济严"的一面,从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