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两党论战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邓小平的这段话，算是对当年中苏两党那场争论定了性。     

中苏论战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变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中苏论战干扰了党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在意识形态建设方法上强化了对"革命思维"和"斗争哲学"的路径依赖,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加速其呈现出正误交替并行的发展趋向。这场论战既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对主流意识形态建构逻辑的认知水平,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     

一场“说了许多空话”的论战——记中共与意共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论战

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产党成立；同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两党一成立，就都加入了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彼此成为兄弟党。在中共领导的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意共都给予了有力的精神和舆论支持；对于意共的斗争史，中共也给予了肯定和尊重。但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意两党关系一度中断……     

献给思想者的花环——读《一代哲人杨献珍》

在《党史文汇》做编辑工作十多年,结识了很多好作者,萧岛泉先生是其中之一。2000年春,新华社山西分社原社长马明老师转来一份关于抗战时期杨献珍在山西的稿件,并告,作者萧岛泉曾是杨献珍同志的秘书《。党史文汇》历来重视亲闻亲历的来稿,老主编郄智特将这组稿件交我处理。这组文章内容翔实,背景材料比较丰富,符合我刊“可信、可读、可鉴、可存”的标准,很快就被列入“专题史话”栏目的重点选题,连载八期,社会反响良好。编稿过程中,个别史实需要进一步查实或者和作者核对,由此,我和萧岛泉先生电话里相识。他是一位充满热情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     

把自己的历史用红笔写到底——杨献珍入党的故事

杨献珍的祖父杨建祖和父亲杨廷瑞都是缫丝手艺人,靠半工半农维持生计。杨献珍自幼就帮父母做些辅助性活计,总想给父母减轻一点负担。6岁那年,父亲送他到安阳镇一所私塾上学。杨献珍深知父母送他上学的一片苦心,学习非常刻苦。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因主角是工农兵群众,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严格地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没有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20世纪30年代的“唯物辩证法热”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究其缘由,这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其次是出于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具体说来,当时的"唯物辩证法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原著被大量翻译出版,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从前;第二,有关唯物辩证法介绍与研究的著作和教科书也被大批翻译出版;第三,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介绍唯物辩证法的论著也日益增多,其中李达、艾思奇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中国化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20世纪90年代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传播与发展是基于近代以来福建社会变革与发展实践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以传播为主,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的发展进程中,既遭遇过挫折又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回顾、总结与反思这一历史进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需要,也是为了更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福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20世纪50年代“三反”运动动因之研究

“三反”运动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史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对“三反”运动的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少数理论工作者有一些概况性的叙述。可以说，当时的研究还是初步的，数量也不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了一般性的叙述外，专题性的研究文章和论著逐渐多了起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其中，关于发动“三反”运动的历史背景的研究，是一个研究相对集中的问题。但研究的重点在于阐明“三反”运动的必要性，有一些问题并未引起论者的注意。本文力求从一些新视角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三反”运动的动因作讲一步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天安门广场的“五一”大游行

北京天安门，是明、清两代皇城的大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举行开国大典后，天安门成为新中国的象征，并被作为国徽中的图案。后来，这里成为新中国举行重大国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每当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天安门广场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集会，庆祝这个劳动人民的节日。     

20世纪50年代反“地方主义”运动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受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蔓延的影响,相继在广东、海南、福建、广西等地发生反"地方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这些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陆续得到了中央的平反。通过对广东、海南、福建等省份反"地方主义"运动的比较研究,总结"共性"与"个性",得出的教训启示有:转变执政方式,加强依法治国;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历史;健全民主集中制,弘扬党内民主;强化作风建设,增强干部团结。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的“回乡生产运动”

1955年,上海市启动了紧缩城市人口的"回乡生产运动"。为转变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党和政府在宣传的策略上,以美好的社会前景教育和吸引群众;以换位讲述引导和说服群众。在落实策略上,精准锁定动员对象,最大限度地减小回乡群众的经济损失,党员干部带头树立榜样。由此,使群众对回乡生产运动由不支持转向了理解和支持并达到了预期目的。     

张君劢与“科玄论战”再审视

张君劢曾是“科玄论战”中的“一造”主角。他的《人生观》演讲引发的思想大论战有着深厚思想文化背景,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旧文化思潮斗争的继续,是中国20世纪初文化思想领域的又一次交锋。“科玄论战”不仅是关于“人生观”的论战,而且与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这场论战虽然失败了,但却成就了新儒学的一代开拓者。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0世纪50年代中共领导人与民主党派领袖的互动

<正>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党派要不要继续存在,还有没有作用等问题,党内外都有不少错误认识。毛泽东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民主党派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派要不要继续存在,要不要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等问     

20世纪50年代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人民体育运动。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关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为体育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广大人民群众在题词精神鼓舞下，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使群众性体育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北京市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增强人民体质，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奠定了基础。     

中国哲学实为“有机体哲学”论——兼及中西“有机体哲学”之比较

“机体论”(organicism)或“有机体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在西洋哲学中是存在的,但却始终只是一个潜流,没有上升到主流地位.中国哲学与之不同,中国哲学之全体均是“有机论”,均是一种“有机体”哲学或曰“机体论”哲学.“机体论”哲学强调天地万物之间之“内在关系”,认为天地万物互依互靠,互致影响于对方,牵一发而动全身.宇宙是一有机体,宇宙各部分通体相关,其相关性或至为显明,或隐而不彰,但无一不相互关联.在中国哲学之“机体论”背景下,我们找不到任何“中心”,既找不到“自我中心”,更找不到“人类中心”.中国哲学家眼中之世界,不过就是一大大小小之“人体”的世界,这世界没有“中心”,只有“限于所分”与“不能相为”之职司、功能.各个别、各部分,各尽其天赋之职司、功能,就构成和谐完美之整体.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推崇梁鸿“不因人热”精神之解析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曾多次在工作和生活中提到东汉隐士梁鸿的“不因人热”精神,借以倡导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能过分依赖外援,这种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奋起的力量源泉。     

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回顾爱因斯坦与玻尔的论战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们是由物理学家阿尔伯特&#183;爱因斯坦和尼尔斯&#183;玻尔创立的。然而,这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从1927年开始,直到他们死去之前,共进行了四十年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     

对“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思考

“斗”与“和”分别在事物的运动发展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倾向,分别适合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和谐哲学”,“斗争哲学”如果僭越了其适用范围,会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和谐哲学”大有可为,但不能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