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悖论及其突破

全球科技创新正悄然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业的资源基础和竞争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应用不断推动价值链贸易突破原有制造业的分工极限。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以“国际代工式”生产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业基于资源及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的被动选择，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了“未强先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这有悖于全球价值链中我国制造业产业演进的应有路径。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主导的资本统辖方式，资本的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使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矛盾愈发突出，而资本逻辑导向的金融化与空间化并未缓解危机，却加速了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形成。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国内大循环还是国际大循环，都需要建立以国家治理为内生性保障的治理模式，应从内核驱动、战略布局、产业互融等多层面构建中国“过早去工业化”的防控路径。     

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正>经济全球化催生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贸易大国。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全球价值链,提升参与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展是经济全球化深化的体现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促使国际生产活动由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全球范围内分工,这种新的国际化生产过程形成了全球价     

提升中国制成品贸易竞争力——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由于中国制造业中许多行业的发展是以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形式介入全球生产体系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跨国公司,因此,中国的贸易增长具有典型的全球价值链的特性。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中国制成品的贸易竞争力,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思路。     

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基础,其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着中国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高低。通过对技术创新能力、品牌建设能力、制造业企业规模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现状;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影响和制约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创新、人口红利、制造业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和制约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构建我国“战略性产业”亚太生产网络的路径与策略

"十一五"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从比较优势和专业化分工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不高。未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深化国际合作,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文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我国战略性产业的未来升级路径进行分析,并借鉴美日韩等国培育战略性产业的经验,从亚太视域给出我国构建战略性产业国际生产体系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跨国行业面板协整的实证检验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将国与国之间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形成全球价值链,极大限度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特征的中间产品贸易增长迅速。本文在采用垂直专业化率指标对我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进行全面测度的基础上,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明人均物质资本存量差距、规模经济、对外直接投资以及东亚生产网络促进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技术差距、双边贸易成本不利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     

美国制造业回归的真相和中国的应对

<正>一些专家学者倾向于认为,美国正在藉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潮来实现制造业的强势回归,并以此重构全球分工体系。真相到底如何?我们该怎样应对?这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一、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回暖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从产业价值链看,一个重要的趋势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逐渐向具有高附加值的价值链两端延伸(主要指市场与研发),而将处于中间环节、附加值较低的制造业向中     

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北大核心

数字化是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投入服务化则是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展开实证检验,分析贸易数字化、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交互效应。研究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但与数字化贸易程度较高的国家开展贸易时,这种促进作用被减弱;对出口增加值率进行分解发现,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最终品、转口贸易的中间品出口增加值率存在负向交互效应,但对直接出口的中间品、出口转内销的中间品增加值率存在正向交互效应;贸易数字化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有助于降低价格边际、提升数量边际,从而推动进出口贸易的增长。     

路径选择: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胶东半岛制造业集群的升级

胶东半岛制造业集群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底层,要保持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必须不断升级。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根据胶东半岛纺织服装、家电、汽车、船舶及电子信息等制造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特点,应分别采取相应的升级路径。     

全球价值链重构新趋势与中国产业链升级路径

受新技术革命、大国竞争与博弈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全球价值链呈现出重构的态势。数字化、短链化、区域化、友邻化、绿色化、服务化成为当前全球价值链调整的重要特征和新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发展模式转变，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国要进一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布局战略性产业与新兴产业；借助RCEP合作框架，加强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构建包容性全球价值链体系；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以高水平开放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价值链升级；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链价值链联动，不断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把握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新定位

把握和确立我国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新定位，是“十二五”规划的新要求。为此，要推动以下转变：从被动接受国际分工安排到主动组织国际分工：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到全方位的产业价值链竞争与合作；从依靠廉价劳动力到形成人力资源竞争新优势；从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到不断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从国际分工体系的加入者到国际经济关系调整治理的积极参与者。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要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层次和水平。在世界各国合作日益紧密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为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双向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产业共生效应和双重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价值链向中高端升级,实现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开放。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要持续推动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攀升,应坚持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明确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在优化双向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技术溢出的自主创新机制,进一步深化国际区域合作战略,加快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攀升的进程。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国家高新区产业升级路径研究

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既存在严峻挑战,又面临难得机遇。通过系统回顾全球价值链及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结合目前中国国家高新区的产业发展与升级现状,以创新国家高新区发展机制、国家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吸引外资为契机,探讨中国国家高新区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通过全球价值链升级促进和推动国家高新区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国家产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产业转型时期的国家创新体系

我国通过承接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环节,成功地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结构性难题。而且随着中国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来自价值链上的知识溢出空间日益缩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前景与产业升级将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本文以全球价值链分析为背景,从结构性矛盾与技术进步模式的变化方面论证了我国产业转型的内在驱动力量。同时,从核心资源积累、国内创新体系建设与产业政策三个方面对政府作用进行讨论与分析。     

马克思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探析——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

马克思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内在规定与存在方式。伴随着国际价值论研究的深入,新时期应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关系。围绕国际价值问题的争论,从市场经济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产生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等方面分析了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影响因素。根据国际价值理论的当代化创新成果,探讨了国际价值论创新与发展的领域与路径,并得出三点启示,即把握国际分工格局变化、扩大我国商品在国际交换中的比较利益;利用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实施创新驱动获取国际市场的超额利润。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若干思考

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问题中国“十五”计划已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十五期间一项重要的任务。在进入２１世纪之际提出产业结构调整任务，与国内经济新的发展和变化实际分不开，而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则是对越来越强劲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回应。经济全球化是指全球的资源配置及经济活动跨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边界，而组成了以全球多样性分工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和以资本全球性流动为表现的金融市场体系的全球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它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传统的国际分工正在演变为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一个新的国际网络分工…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的政治意义及其启示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际分工实现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是理性、协调地实现全球资源跨国配置的资源配置方式。但是不论在历史上 ,还是在今天的现实中 ,国际分工体系形成的基础、过程和后果都决非只是经济意义上的。强调国际分工的政治基础和政治后果是马克思国家分工理论的显著特点 ,对经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应该从中得到启示。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机制与策略

出口技术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可以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在进口中间产品的同时引进模仿创新及技术扩散等途径促进一国出口技术结构的升级。中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在出口技术结构升级方面遭遇到低端分工地位、外资主导加工贸易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在进一步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同时,要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不断向产业价值链的两端攀升,主动强化FDI与本地经济的深层关系,以达到促进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目的。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两岸产业合作升级路径与策略选择

两岸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产物,是国际生产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东亚生产网络的关键环节,两岸产业合作共同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产业转移造成的产业结构差距和国外大规模对技术转移的封锁,使得两岸产业合作在东亚生产网络中位居产业链末端位置,缺乏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和有效的终端市场。当前,两岸产业合作不仅面临着大陆深化改革开放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政治互信基础薄弱、内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挑战。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两岸应不断通过提高内部合作层次来构建拥有自我核心竞争力的本地供应链以及通过共同开辟第三方市场根植于当地供应链,这是两岸产业合作升级的两条主要路径,不同的升级路径又有不同的合作策略。     

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背景下中国承接技术创新路径探析

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与国际货币体系错配制约了承接制造业转移国家的技术创新。国际制造业转移中货币体系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支持、形成的良性贸易环境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国际货币匹配对英国、美国形成世界制造业中心的支持作用和国际货币体系错配造成德国、日本与制造业强国失之交臂。在国际制造业转移与货币体系错配的环境下,中国推进制造业技术创新应采取以下措施与对策:建立国际需求差别机制促进技术创新,将外汇债权转化为企业利用国外资源权,利用汇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通过塑造平等的国际贸易新秩序促进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