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中鉴定制度修改完善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问题,已成为刑诉法修改的热议之点。刑诉法修改中涉及司法鉴定的主要问题,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在刑诉法中的科学定位、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鉴定结论＂的修改、精神病鉴定等等。     

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有关司法鉴定问题的思考

我国在20世界70年代参照苏联及大陆法系国家模式的基础上,形成了我国刑事诉讼中采取的司法机关委托司法鉴定的制度。我国司法鉴定被视为一种刑事司法活动。这种刑事司法活动即是由特定机构(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指派或聘请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和作出书面结论的活动。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对当事人申请要求补充鉴定或申请重新鉴定享有最后决定权。限制司法鉴定机构的执业权利的这种司法鉴定活动,在造成混乱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实践的可行性。另外,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司法鉴定的条目仅有稀少的4条,显得稀薄而无力,无法满足实际需要。除此之外,关于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极不合理。虽然颁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用于解决以上问题,但是该决定虽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却仍不够完善。因此,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中须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基本问题作出相关改革,以求更好的适应现实需求。     

从《律师法》修改谈《刑事诉讼法》之修改完善

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对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2007年10月伤改通过了新的《律师法》，笔者从《律师法》修改的角度出发，针对其中与《刑事诉讼法》相关的条文，探讨《刑事诉讼法》中需要修改和完善之处。     

《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的修改及需要解释的问题

一、引言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涉及鉴定的7个条款①中的4个条款进行了修改,新增加了2个条款②,修改的内容占所有鉴定条款的85.71%。然而,细究其修改的实质性内容与修法的基本原则却发现,不仅实践中争议最多而亟需《刑事诉讼法》修改解决的鉴定启动权配置等一些基本问题被搁置,而且作为解决重新鉴定的规定被删除而未有补充,仍需要相关解释予以补充。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个基本问题

从2003年起《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就被纳入了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在经过几年的充分论证后，预计今年即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此之际，我们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几个相关基本问题进行简要的介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和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基本精神是“强化严惩犯罪的力度,保障正当程序的底线”。我们应当以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为契机,适时调整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与公约的要求相适应,以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更趋于合理和科学。     

《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侦查监督工作的挑战及对策

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监督的规定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中起到重大作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因此各地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应对此种变化,以维持刑事诉讼活动的稳定性.     

略论《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既是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实现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协调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人权的程序保障、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国际化和法治化的需要;在修改过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结合我国国情之间的关系;修改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加强对追诉权力的控制、辩护权利的保护、保障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健全程序侵权的救济机制四个方面。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当今中国各个领域的重大转型都根源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和由此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即从“国家、社射个人”模式转向“国家／社会、个人”模式,其实质是从国家本位主义转向社会本位主义和人本主义。中国社会的这一转型导致了刑事诉讼本质观、目的观、价值观、构造观和刑事证明理论的变迁,而这些观念和理论的变迁又反映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当汲取我国以往修法的经验和教训,同时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体现刑事诉讼不同层次的目的、体现诉讼效益原则,刑事诉讼具体规则修订不能脱离我国刑事诉讼体系,既要重视制度设计也要重视制度执行规则设计,刑诉法修订应与刑法规定相协调并注意其现实可行性,寻求平衡点,以推进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理性思考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确立以下几种理念:刑事诉讼法的直接目的为发现真实与保障人权;诉讼模式应以职权主义为基础,融合当事人主义的一些做法;扩大司法参与;确立程序本位和国际优位的思想。     

解读新《刑事诉讼法》 推进司法鉴定制度建设

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制度做了如下修改：纠正了＂鉴定结论＂不准确的提法,还原了司法鉴定之本质;删除了＂人身伤害的重新鉴定或者精神病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进行＂的规定,理顺了司法鉴定体制;明确了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的范围,确立了鉴定意见的传闻排除规则;增强了鉴定人参与诉讼的权利保护;增设了专家辅助人制度,使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有望实质化。这些修改是司法鉴定程序立法的重大进步,然而鉴定人权利保障体系尚有待健全。     

论统一的刑事简易程序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吸收司法解释中“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程序的原则和精神,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重新界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条件、审判组织、审判程序,有助于促进我国司法机关以正当的程序高效地处理刑事案件。但是,统一的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审判组织的设置、审理方式和量刑程序的规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现代法视野中的刑事诉讼

以现代法理念为基础 ,解析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特点 ,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刑事诉讼法现代化”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未竟的历史使命 ,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基本方向     

新《刑事诉讼法》中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把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纳入了刑事诉讼程序之中。但是此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一些重点问题需要思考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我国设立技术专家出庭质证制度的理论渊源,通过明晰其概念、特点以及必要性加以厘清。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相关理论的质疑

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极为混乱。对名称的质疑,应称为“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对定义的质疑,主张有法律规定性、贯穿全程性、对公安司法机关和诉讼参与人的有效性。最后认为在理论上可以把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划分为刑事诉讼法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学理原则。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性冲突及化解路径——兼论我国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

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存在立法性冲突,导致新<律师法>施行后的执法性报复.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新<律师法>的法律效力见解不一.根据<宪法>、<立法法>等规定,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不能成为确定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法律位阶关系之根据.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不属于<立法法>中的同一机关,但"视为"同一机关具有现实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新<律师法>法律效力的答复存在形式上的不妥当性与内容上的不合法性.应通过个案解决的立法技术以及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为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性冲突提供解决对策,也为国内法律冲突提供制度化化解路径.     

人文精神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人文精神的发展观 ,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类的解放。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的确立 ,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压力。人文精神的落实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做到“以人为本” ,保障诉讼参与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当借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 ,将体现人文精神的诉讼观通过刑事诉讼法规范下来 ,使我们的刑事司法更趋理性、合理和文明     

论我国新刑诉法证人作证的有关制度的完善

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日臻完善,使我国刑诉法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更趋科学,意义深远.但其多方面的具体制度尚有进步空间.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方面对证人作证的保护、（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作证豁免制度以及证人拒绝出庭时书面证言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并基于人权保护原则和衡平原则提出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