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理性批判的再批判

现代理性批判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二分法存在诸多问题。理性的本质是"有我之思",理性对世界的认知内容可以分裂,但理性自身不能分裂,也从未分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只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属性,价值理性支撑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二者本质同一。现代性问题的根源不是理性的分裂,而是资本的统治,解决之道只能是回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之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的统治。     

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其实质反映的是党和政府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发展策略的理性价值取向,即追求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融合与统一。将社会治理纳入到中国现代化发展与转型的现实境遇进行考量,更加强调社会治理的形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对经济发展成果的社会分享,这就要求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坚持工具理性的优先性前提,并以价值理性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保障,要从构建科学化、人性化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多元化的社会参与主体、融合伦理和法制因素的治理方式等方面推行社会治理价值诉求的践行路径,才能实现中国社会治理追求的社会、国家与人的和谐发展的终极目标。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及其启示

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的思想方式导致理性分裂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压灭价值理性使社会交往陷入困境。哈贝马斯立足于交互主体的基础,构建具有语言性、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对于我们摆脱现实交往困境,化解人与人的冲突,抵制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在当代社会多元分化态势中达成价值共识,实现社会和谐,富有启示意义。     

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原因的探讨

大学生生命意识淡薄的现象日趋严峻,笔者认为这是当今工具理性张扬和价值理性衰微的表现。推崇工具理性的西方资产阶级创造了超过过去一切时代的生产力,然而人类并没有得到幸福和快乐,反而价值理性不断萎缩,陷入了自我实现与物化两难的困境。中国没有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只能从西方借鉴,这使得西方价值理性的衰微问题开始在中国呈现,大学生们陷入了生命的困顿与迷惘,实现价值理性回归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唤。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从科技理性看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因而科学家的科技伦理责任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全面阐述了科技理性的两个方面,即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进而论述了科技理性对科学家伦理责任的规约。     

物本——人本: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理性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面临世纪交替、体制转换、社会转型的挑战,面对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发生显著变化的现实,思想政治教育开始了从"物本"到"人本"的转变. 一、价值诉求: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 "工具理性"是法兰福克学派批判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指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达到效果最大化的目的.在单一化.     

“放管服”改革的理性与价值——基于政府改革进程的梳理

"放管服"改革作为当前政府改革的重头戏和先手棋,学界对它的研究较多地停留在具体方法技术的问题与改进上。从政府改革的价值与理性的历史梳理着手,对"放管服"的价值和理性的内涵、关联及导向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放管服"改革的目的和导向是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公平与效率及其衍生价值的兼顾与平衡。     

公共管理制度的理性悖异及其整合进路

公共管理制度建构是人类的一种典型的理性化活动。制度的理性作为制度本身内蕴的理性品质,既体现着人的理性认识与能力,也反映着制度化建构的公共理性成就,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便是惯行的两个核心解释维度。公共管理制度的工具理性至上观在造成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断裂的同时,也加剧了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有必要立足整合思维,超越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公共管理制度的一元理性化思维,探索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通的制度结构的理性表达模式。     

经济改革期理性化对中国社会诚信体系的影响

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诚信缺失行为在我国屡有发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可以从韦伯的理性行动概念出发,对诚信缺失行为进行简要的分析。韦伯的工具理性行动指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而价值理性行动是对一种终极价值的信仰,至于结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在现阶段,我国诚信缺失主要是价值理性让位工具理性所导致的,因此,当前健康稳定的诚信体系的建设有赖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平衡。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权衡下的我国公共政策选择——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

本文以公平与效率为视角,论述并分析了我国公共政策选择过程中,主体选择的工具理性偏好,及其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指出公共政策选择应该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合,呼唤价值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复归。     

后行为主义政治哲学对价值理性的关注及其现代意义

价值理性对于人类政治来说是灵魂和标志,后行为主义正是因为恢复了价值理性的地位才使得片面追求工具理性的行为主义不致彻底死亡。但是行为主义的价值理性是以工具理性为辅助的,在一定意义上坚持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因此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和重要的意义。     

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看高校专业设置

当前我国高校专业设置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专业与市场需求不符,专业同质化倾向严重,盲目追求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等。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观点来说,这是典型的工具理性的表现形式,不利于大学的长期发展。从韦伯划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来分析当前高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对策如下:目标明确,合理定位;加强与社会的沟通,提高预见性;关注人文基础学科,提高大学的人文修养。     

理性的缺憾及对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的反思

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由于大量运用科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而成为现代社会人类决策的主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它过于强调工具理性、忽视价值理性,因而在逻辑推理、程序操作和模式运用等方面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说明:绝对理性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因而也不存在绝对理性化的公共政策,理性决策就是科学决策只具有相对意义,对理性的作用不能盲目夸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性主义政策分析披着"科学万能"的外衣,其基本理念仍然是"西方化"的文化传承。对此,我们在发挥其正效应的同时,应尽量避免其负面影响。     

沟通理性应成为农民理性维权的建构基点

当前农民维权的种种方式体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特点,沟通理性则明显缺乏。由于工具理性自身的局限性,其带来的必然是压制与反压制,法律只能成为工具选择而不是农民维权中的结构性要素。沟通理性应取代工具理性成为农民理性维权的建构基点。农民维权的利益属性是农民维权沟通理性建立的前提。沟通理性的建构不仅有助于农民权益问题通用解决规则的产生,同时对农民维权法治化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积极作用。     

以服务促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在逻辑析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改革成果全民共享,最终达成发展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社会服务的结合能够实现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文章在分析发展型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服务理论背景和缘由的基础上,推演阐述发展型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的内生逻辑和外生逻辑,探索提出了社会服务完善的路径,即以服务实现社会福祉,提升社会治理能力,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中过度精细化的反思及权变模型研究

精细化治理把治理任务纳入理性认知通道，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将混沌、离散的治理要素加以统摄，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与高度规范化、标准化治理场景相比，基层社会模糊性与碎片化，使得治理场景更加复杂多元，异质性更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细化治理的运用。但部分基层治理行动者不顾治理场景的差异性，肆意扩张精细化治理边界，混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别，盲目延展治理链条，出现了分解与合成谬误，降低了治理效率。文章从社会治理逻辑演变入手，反思了精细化治理在基层过度扩张后产生的困境，并从治理目标、治理过程、治理结果、治理贡献度等分析了影响精细化治理的因素，并据此构建了精细化治理权变模型，划定精细化治理作用边界，区分了精细化治理的“核心、中间以及边缘”场景，增强精细化治理与治理场景匹配度。     

公共利益的界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透视

对公共利益的科学界定一直是一个让理论界与实务界深感困惑的问题.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是一种关涉人的行为的实践活动,是界定主体在一定原则下的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作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人道理性统一体的实践理性,为公共利益的界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