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威胁了谁

食品安全问题在世界各地时有发生,但美国媒体为什么对中国的食品问题如此大肆渲染和炒作?近几个月来,美国媒体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与中国食品有关的安全问题。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道说,至少有137批来自中国的食品在沙门氏菌检测中呈阳性,或因含有违禁成分而被鉴定为不卫生并被拒绝入关。《华盛顿邮报》称,除了农作物产品,一些最不适宜出口的商品也进入了美     

“媒体事件时代”应注重维护公权力形象

2010年10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叶皓刊文说，我们正处在媒体事件时代，所谓媒体事件，既包含突发事件，也包含常发事件。这些事件虽不一定因媒体而起，但都是因媒体而放大了事件影响力，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现代社会，要重新认识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党、政府的喉舌，     

“普韦布洛”号事件:未能充分认识“安全”的美国国安局

美国自"二战"结束之后,专门成立了"国家安全局"作为"窥伺"他国、维护自身利益的安全机构。但是"国家安全局"有时并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从而给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隐患。其中,"普韦布洛"号事件即是如此。作为前往"敌国"搜集情报的船舰,"国家安全局"没有安装能够在突发情况下快速销毁资料的"安全"设备,遂造成大量机密资料被"敌国"缴获,普韦布洛"号事件发生后,美国社会仍然未能充分认识到在此次事件中"国家安全局"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是一味地苛责海军部门。对于自身密码的过分自信,也造成了"国家安全局"未能及时意识到其中所隐藏的巨大安全漏洞,进一步增加了国家不安全因素。     

西方开始反省“中国货恐惧症”

不要制造"中国货恐惧症"为中国产品辩护的声音近日在世界上明显多了起来。8月31日,中国对不安全食品和玩具进行召回的制度正式实施,这一消息迅速被世界媒体评价为中国"维护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最严厉手段";     

论图书馆为政府机构提供媒体舆情监察服务

通过媒体舆情监察服务的实例,对重点事件或新闻热点进行跟踪,说明舆情监察工作的重要性。近年来,媒体监测已越来越成为企业市场和公关行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解舆情可以帮助政府掌握主动权;深化媒体舆情挖掘,打造信息产品的质量。     

大家都来学辨伪

看电视“每周质量报告”,引发人思考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思考,那就是对假冒伪劣乃至不合格商品,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制定了大量的法规条例,常规和临时性的检查抽查更是没有间断过,可收效总是不理想。假冒商品屡禁不绝,伪劣商品堂皇上市,面对如此局面,好心的媒体发挥舆论监督,在揭露黑心厂家商家之余,不忘告诫人们,要擦亮眼睛,提高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辨识能力。说起来,媒体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那么,谁没尽到责任呢?这好说又不好说。不好说的原因,是要涉及到一些主管部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主管部门不能没…     

品牌"植入"媒体创意产业的理性审视

品牌"植入"媒体创意产业兴起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旺盛的市场需求.品牌"植入"媒体创意产业的形态有两类:一类是"植入"电影、电视剧等主流媒体,另一类是"植入"游戏、即时通讯产品、歌曲、印刷媒介、手机等非主流媒体.品牌"植入"媒体创意产业的行为路径包括:捕捉焦点事件,找到关联式聚焦点;从产品自身特点出发,选择恰当的媒介载体;设计好展现品牌形象的情境;确定品牌"植入"的盈利模式;建立信息管理系统,评检植入式营销的效果.     

“中国产品危险论”可以休矣

近日,美国媒体一则关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报道进入读者视线: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称,2006年上海某公司出口到美国的600万个气门杆中,目前有8000多个存在可能导致汽车爆胎的缺陷,美国供应商已要求召回。产品安全不是一个新话题,从去年的问题玩具到今年的问题饺子,每每泛起波澜,也让人们感到紧张。不过,在这次气门杆事件中,我们却看到了令人欣慰的一面:国际舆论对待中国质量更趋于理性。其中,总部在伦敦的国际消费者产品健康和安全组织董事会成员马克·杜瓦尔表示,人们不应该     

突发事件与媒体关系

突发事件是指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并引发一系列危害的公共事件。我国习惯称"突发事件"(Emergence Events),而国际范围内一般都称"危机事件"(CrisisEvents)。"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突发事件往往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处理好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关系对化解危机事件至关重要,要处理好媒体关系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并树立正确的危机传播理念,把握突发事件中处理媒体关系的方法与机制。     

对我国食品安全报道的反思——基于“新闻伤农”现象

近几年,很多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曝光的,新闻媒体在食品安全舆论监督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不专业、不科学、采访不深入、报道不全面、渲染炒作甚至部分失实等一系列突出的媒体行为失范问题,形成了我国食品安全报道中一道独特的媒介景观——“新闻伤农”现象,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了我国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食品安全对媒体责任和专业水准的新考验.因此,媒体应该深刻反省,从加强自身的职业规范做起,为彻底杜绝“新闻伤农”现象做出积极贡献.     

从公共危机角度论“媒体监督”与“媒体审判”

媒体是现今传播信息的重要中介。随着媒体形式和手段的发展,媒体节目和宣传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的途径。由于关注的法律事件数量的增多和频率的增加,媒体的舆论作用开始对司法案件产生影响,渐渐地出现了"媒体审判"这种情况,也将"媒体审判"这个概念深入到了学者们的研究领域。一般人们认为"媒体审判"有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但在本文中将其分为两个概念,即"媒体监督"和"媒体审判"。媒体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传播媒介,该如何做好对于事件的客观报道成为现今媒体行业的重要课题。媒体到底是在进行"监督"还是在"审判"?通过对两者的区分与比较,理顺两者的关系,防止正当的"媒介监督"滑向"媒介审判"。     

月度舆情统计(2012年8月)五洲传播中心

注：此数据来源为五洲传播中心网络舆情研究室（CICC-IPOR）舆情事件数据库;监测时间为2012年8月1日-8月31日,热度值由网民关注度、媒体关注度和传播周期三类信息源按照特定计算公式得出。数据由各网络平台以事件关键字搜索得出,表格中所有数据是8月31日当天关键词搜索后可显示条数,部分事件不排除信息屏蔽、传播周期不完整等因素。     

刑法视野下私媒体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的责任

公共安全事件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综合治理和长效管理的重点。私媒体在公共安全事故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成为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现者、传递着、引导者和监督者。规范私媒体在公共安全事件中的行为,刑法责任成为强有力的制约因素。     

美国会恢复核试验吗

近一段时间海外媒体竞相报道美将恢复核试验的传闻,有关专家认为,美国政府在核禁试问题上的消极保守态度及其整个国家安全和军控政策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近期恢复核试验的可能性不大,但值得关注。 今年1月份以来,布什政府的某些要员陆续通过媒体就全面核禁试条约和美国核试验问题作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表态,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猜测。1月11日,美国国防     

自媒体冲击下政府公信力构建面临新挑战探析

网络自媒体,这个伴随信息技术而产生的社会新兴事物,早已在各个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政府公信力为客体,通过国内外多篇文献研究及事实事件了解,结合其他专家观点并综合作者专业研究,分析了网络自媒体发展给政府公信力构建造成的立法、执政能力、信息把关能力以及公共回应能力等方面的挑战,并根据事实提出相应改善建议,旨在能够有助于该问题的有效改善、解决。     

“怒斥”为何阻止不了矿难

人们最不愿意听到的矿难又发生了。而且发生矿难的七台河煤矿,是隶属东风煤矿且六证齐全、屡获殊荣的国有大矿。这就难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要高声怒斥。而这类怒斥,自他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以来就频繁见诸媒体。但频繁的怒斥阻止不住频繁的矿难,何以如此?七台河的矿难发生了几天,矿长连有多少遇难矿工都说不清,这不是人祸又是什么?但矿长却把事故原因归咎于井下矿工对规章制度执行不力。就算像矿长所说的矿工素质不高,那么允许不合格的工作人员在岗的管理责任该由谁承担?据说事故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技术不发达,并且这一理由还有个完整的逻辑     

突发事件与媒体关系

突发事件是指从量变转化为质变，并引发一系列危害的公共事件。我国习惯称“突发事件”（Emergence Events），而国际范围内一般都称“危机事件”（Crisis Events）。“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突发事件往往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处理好突发事件中的媒体关系对化解危机事件至关重要，要处理好媒体关系就必须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并树立正确的危机传播理念，把握突发事件中处理媒体关系的方法与机制。     

当代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决策互动关系演化过程分析——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选址决策案例的考察

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府能否与媒体、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将直接影响政策的质量、政策方案的可接受性和执行效率。基于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选址决策个案分析发现,在"决定—宣布—辩护"式的公共决策模式下,政府垄断公共决策权力使得决策信息严重不对称,政府、媒体、公众等三方之间的互动缺失,其关系极不平衡,爆发影响面较广的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事件中,三者之间虽然互动较多但关系仍不平衡,政府略显被动,媒体普遍偏向民意,公众抗争不断。在垃圾处理议题重启后的参与式治理决策模式下,媒体和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三方互动关系实现平衡。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用文明创建加强生命教育

近一段时间,媒体常常披露各种自杀事件,我们发现,不管其自杀的诱因如何,其基本原因都是自杀者内心的绝望,体现了自杀者不成熟的生命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了企业(或其它各种单位)和社会人文关怀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