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被毛泽东言中的皖南事变

正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迫于民族危机,不得不同意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把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940年10月,蒋介石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中共顾全抗日的大局,主动作出让步,至12月,江南新四军十万人马多已北移,惟有新四军军部及其部队九千余人,仍孤     

皖南事变中的刘少奇

新四军在皖南活动的地区,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是一个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五六十公里的狭长地带。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示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之冀察地区。11月9日,朱、彭、叶、项复电何、白,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抗战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调赴长江以北。蒋介石对此却不予理睬。11月14日,他制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接着,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     

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考论

皖南新四军转移问题,与苏皖地区的局势发展密切相关。项英曾两度尝试东移苏南,但为了维护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大局,且苏南局势发生变化,东移方案被迫搁置。此后,因皖东新四军无法收复无为,划界谈判前后国共博弈激烈,加之苏北局势复杂动荡,皖南新四军在转移问题上屡有反复,并最终遭遇挫折。透视此中的多方互动,可以发现抗战时期中共平衡整体与局部利益的艰难、新四军内在多元格局造成的战略协同问题,以及国共关系在微妙平衡下的多重走向。     

皖南事变的六个历史谜团

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先是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到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在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以后.1940年10月19日,又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诰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     

本可避免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

1937年9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先后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1940年10月至1941年3月,1943年,制造三次反共高潮,企图消灭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1940年10月16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皓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项英正副军长,限令坚持长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务部队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1月9日,中共以朱、彭、叶、项名义发出复何、白通电(佳电),表示拒绝国民党当局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     

在皖南的血泊中成长

1940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强令我黄河以南的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暗中又纠集了7个师的国民党部队,对我北移的新四军实行包围.     

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第四师战略转移问题再探

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实施了自豫皖苏边区至皖东北地区的战略转移。1月底日军发动豫南攻势,中共中央大力鼓励四师西进发展新黄河地区,然而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四师陷入敌顽夹击的不利境地。华中局为重点保障苏北地区安全,逐渐倾向于保存四师实力;中共中央则基于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及全国战略配合的考量,对四师坚持津浦路西仍抱有期待。此后日军动向变化改变了国共在涡河以南的兵力布置重心,四师主力被分割在涡河南岸地区,难以展开。加之豫皖苏边区群众基础有限、军队建制尚待完善,四师难以获得充分的补给和支持,最终作出由路西战略转移的决策。四师的暂时转移,是根据各方实力变动和地方情形作出的务实选择,为日后新四军“重返路西”蓄积了发展潜能。     

红旗十月满天飞——纪念“黄桥决战”胜利及八路军、新四军在苏北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六十五周年

1940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率部适时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7月在塘头建立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     

走访上饶集中营

正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第三战区为关押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部分新四军将士,于1941年3月在江西上饶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的战时监狱。近日笔者实地考察和走访了上饶集中营,在这座法西斯式人间地狱里,被囚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开展了艰苦抗争,谱写了一曲曲英雄壮歌。战时监狱上饶集中营是皖南事变的历史产物,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战时监狱。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11     

周恩来与皖南事变

正皖南事变前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全体同志,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配合党中央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配合中共中央及时制定应变措施1940年10月19日,在蒋介石指使下,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发出一个电报,强令八路军及新四军之有关各部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封充满杀机的"皓电"发出     

论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历史贡献

恽代英不仅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是人民军队及其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积极动员军事讨蒋,提出了组织志愿兵计划,并亲率中央独立师参与了讨伐夏斗寅的战斗,暂时解除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顾之忧。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参与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辟中国特色革命的道路,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积累了经验,作出了贡献。     

曾山在南昌的革命活动

曾山同志不仅是江西省苏维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而且与南昌有缘。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出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和江西省委书记、第一任南昌市委书记,在南昌协助项英、陈毅组建新四军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成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六次来南昌指导工作,为建设江西做出了重要贡献。     

徽商精神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启示

徽商精神是徽商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它根植于徽州本土,延展于中华大地,尤其延展于江南地区。徽商精神中的开放、创新、合作、信义、守法是其优秀的精神元素,分析这些精神元素,对当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社会实践有着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打通国际路线”方针对党和红军的重大影响

德日法西斯崛起,始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全力应对希特勒德国的同时,又力图避免与日本发生战争,制定了通过开辟陆路交通线,从物质上援助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达到制约日本、保全自己的战略,"打通国际路线"就是落实这一战略的重要方针。"打通国际路线"既是苏联的需求,也是中共的需求。中共中央及红军在长征后期和长征结束后积极实施这一方针,对中央决策和红军的军事行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中共及红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是,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原因,中共及红军始终未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借鉴。     

从皖南事变前后看国共合作的困境

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对中共采取从"编共"到"容共"再到"限共"的政策转变,两党矛盾逐渐积累。在国外因素的推波助澜之下,蒋介石对形势产生误判,最终发生了烈度很大的皖南事变。因国共合作的抗日基础犹存,在国际抗日局势的影响下,事变暂时平息。由此可以观察国共合作的困境,反思为推进政党合作,寻求共同国家利益、建立长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妥善处理国际势力介入等化解政党冲突的必要性。     

共产党领导的桂北游击队的发展壮大

1947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桂北领导了农民武装起义，打击了国民党桂系的县、区乡政权。桂北游击队和游击队党组织的诞生，威慑和打击了国民党桂系的反动统治，在广西特别在桂北一带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游击队壮大后，在桂北建立了纵横百里的游击区，牵制了国民党桂系的正规军，协助四野解放了桂北各县，成为建设人民政权的主干力量。     

华中抗日根据地田赋征收考述

在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就已经在华中部分地区征收田赋和田亩捐。随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田赋征收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在田赋征收过程中,各根据地较好地贯彻了"量能纳税"的原则。令人关注的是,抗日民主政府还采取了田赋征粮、清查田亩、废除册书制度、整顿征收秩序等重要举措,实现了华中田赋征收史上的重大变革。华中根据地田赋征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为新四军坚持华中抗战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和战与去留:抗战胜利初期广东中共武装北撤问题研究

重庆谈判时,中共择机承诺让出长江以南解放区,将其写入“双十协定”。停战令颁布后,国民党军队仍可在长江以南调动,广东中共武装身处险境。周恩来以不在华南驻军为让步,交换国民党同意协助东江纵队撤离,但围绕琼崖纵队的谈判未果。1946年6月中原突围之战爆发后,全面内战状态呈现时空差异,国民党广东当局按约配合东江纵队北撤,中共中央也继续按照白区工作原则部署广东工作。11月,中共中央完全转向以全面内战思路领导广东斗争。     

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纪念红军西征胜利与西安事变70周年

宁夏是红军西征时期的重要地区,毛泽东眼中的宁夏与“宁夏战役”,显示了当时宁夏特殊的地理空间。红军西征与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的联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促成了西安事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其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依旧昭示着后人。     

试论大沿黄城市带发展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大沿黄城市带的构建与发展,无论从经济规律、客观要求、现实条件等各方面讲,均有其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关决策部门及沿黄各省区应抢抓机遇,开展实质性协调协作,早日使此区域形成布局合理、优势互补、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带体系,进而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四极",成为中西部发展的核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