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数据的产权界定--以法经济学为分析视角

在大数据背景下,数据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个人信息数据因以个人信息为内容而涉及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与数据商业利用需求之利益博弈,因此,需要法律对个人信息数据进行妥善规制。在此之前,明晰个人信息数据的产权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在对个人信息数据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以法经济学为视角对个人信息数据产权界定的理论观点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个人信息数据产权界定的三分法,以期对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数据的法律属性、权利内容、权利限制等相关内容提供分析思路。     

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规制水平再提升--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功能的分析

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具有重要价值,完善了个人信息的法权地位,确立了多主体协同的合作治理框架,丰富了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制体系,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统筹协调者,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信息权利配置结构。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还存在知情同意出罪功能的设定不清晰、不同法律间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不一致、法律域外效力规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对个人信息主体地位观照不充分、权力配置错位等潜在堵点。针对以上堵点问题,个人信息保护法应通过规制创设和规制修订打通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潜在堵点,完善信息公共基础设施降低个人信息搜索成本,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解决“伤及无辜”问题。     

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调动各种法律责任方法,加强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其中民事责任在制裁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该法直接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民事责任的条文是第69条,不过,其他大部分条文都与认定侵害个人信息权益民事责任有关。保护个人信息权益适用侵权请求权和人格权请求权的方法,应当依照《民法典》关于人格权保护和侵权责任构成的基本规则,准确适用法律规定的归责原则,掌握好民事责任构成要件,运用损害赔偿以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全面保护好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理论之反思

为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规范体系、制度体系，必须完成对已有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理论的本土化改造。对个人信息出场范式及其外延的审视，改变了传统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视角，丰富了个人信息的权能谱系，有助于系统化重塑个人信息的法权结构。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绝非是基于救济个人信息被非法收集和使用时可能产生的权益损害，而是在于“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上蕴含着某项独立的人格权益。立法上个人信息与个人信息数据的模糊处理可能导致权利设置的偏差。为个人设定一项积极的支配性权利并不能让个人信息得到有效保护，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正面设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台湾地区个人信息保护之评析

在国际交往中,个人信息不仅是人权问题,也与国际贸易有很大的联系。而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就牵涉到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问题。所以,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建立健全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制度刻不容缓。而台湾是欧陆法系中对个人信息立法保护较为先进的地区,并且拥有细致完善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体系,其有力地保护了信息时代极易遭受侵害的个人信息及其中所包含的人格利益,另外还促进了台湾地区法制与国际的接轨,促进了台湾地区与个人信息有关的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对台湾个人信息保护进行研究,关注其立法发展动向,可以为中国大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供借鉴的理论经验。     

试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问题是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问题.但目前,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现状却不容乐观,个人信息泄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究其原因,法律规定的局限性与不完善性制约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步伐,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对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有着特殊的意义.建议完善刑法修正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其表述形式要细化,对个人信息分类处理,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公民信息权的可救济性.     

“人肉搜索”中的权利冲突探析

个人信息包含隐私的内容,是隐私的上位概念。除隐私以外的能够把主体直接或间接识别出来的信息均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侵犯隐私权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存在公布他人隐私的行为,而侵犯个人信息权的构成要件之一是对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通过“人肉搜索”披露他人的隐私,即构成侵犯隐私权。在此基础上,如果对荻取的个人信息加以商业利用,则侵犯他人的个人信息权;如果滥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则侵犯他人的其他合法权益。     

大数据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纠偏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个人信息的法律内涵与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张的态势。与此同时,个人信息背后所潜藏的经济价值也在急剧攀升。由此而来的是,传统刑法体系暴露出公民个人信息范畴界定不明晰、隐私权法益保护不合理、下游行为规制不完备等诸多不足。为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当前刑事立法亟需针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这种结构性嬗变作出相应调整,有必要将公民个人信息扩大解释为公民个人数据,赋予公民个人信息以个人信息权法益,同时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下游犯罪行为也一并纳入刑法的“打击半径”,以此形成公民个人信息在收集(获取)、储存(利用)、处理(提供)以及下游犯罪阶段的一整条“生态保护链”。     

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个人信息保护法》增设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制度。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需要同时满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与侵害众多个人的信息权益的条件。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和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有权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包括赔偿相关主体提起公益诉讼支出的必要费用,也包括强制履行法律规定满足受害人相关权利的其他义务。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不影响受害人提起私益诉讼维护其自身利益,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启动无需个人信息私益诉讼前置。侵权人承担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法律责任不影响其承担相应的刑事与行政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商业化及其保护

伴随产业化、信息化的深入,个人信息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商业领域、按商业模式运作、按商业模式处理。现行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仅限于隐私权,对于人格则通过人格权来保护。对于与人格相关的一般信息则缺少保护,这使得个人信息商业化缺少保护。本文在界定个人信息商业化的基础上,对个人信息商业化的行为和商业化后的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制分别进行分析。     

“人肉搜索”犯罪化问题研究

＂人肉搜索＂侵犯个人信息,严重侵犯公民隐私权,《刑法修正案（七）》提出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但未将＂人肉搜索＂入罪,＂人肉搜索＂行为侵犯刑法保护的法益,并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当在刑法中设置专门条款以规制＂人肉搜索＂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对垃圾邮件侵犯网络隐私权的法律规制

垃圾邮件更大程度上侵害的是收件人的隐私权,或者说是安宁享受生活而不受不正当的侵扰的权利。很多国家从保障互联网使用者的隐私权为出发点制定了反垃圾邮件立法。我国法律对隐私权的保护没有规定,反垃圾邮件立法也相对滞后,使垃圾邮件有泛滥趋势。对滥发垃圾邮件的行为加以制止,对网络个人信息资料使用行为进行规范,同时也使网络个人资料的控制与利用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是我国立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The research on the “dual system” protection and claim basis of the personal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f our country (article 110 and article 111) protects the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separately, the proble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s that, in this two yuan protection mode,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can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or no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legislation, majority legislation take the “one system” protection, which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which the reason is the privacy an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re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I agree that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of China's “dual system” protection for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and consider that the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can be distinguished, and we should apply the “Rule of Third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which is divided into purely personal privacy, privacy information, purely personal information.On the basis of the claim basis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the claim basis whose privacyand information is infringed exists in the eighth chapter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and several special laws such as “Tort Liability Law” and “Network Security Act”. Although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s Article 109-111 stipulated the provis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right of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but there is no effect of independent norms, because in these three articles, there is no prot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what is the civil juristic consequences when the privacy and information are violated.     

论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遇到很大的阻力，这是政府长期信息不透明下的惯性所致，也是因为对信息公开存有心结。从规范层面讲，这些阻力不是来自于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不理解，而在于对信息不公开范围的错误解读，甚至是恶意解读。科学准确地界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限制，包括界定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工作秘密、内部资料等概念，是明确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首要之举。     

智能信息系统的隐私保护问题研究

智能信息系统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信息系统,可以对信息进行智能分析,实现信息挖掘,从而提升信息的价值。智能信息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如何能够在使用个人数据的同时,确保个人身份信息和个人隐私得到保护。智能信息系统隐私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和政府应当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更加积极有力。司法机关在保障公民隐私权方面扮演着平衡各方利益的角色。保护公民隐私权,应当强化技术创新。互联网企业应承担起个人数据保护的主体责任,加强自我约束。社会组织收集个人信息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与合目的性。个人隐私权遭受侵犯时应积极主动地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     

浅议医疗环境下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及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患者个人信息保护理所当然地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但对如何适度利用才能促进医药开发、病例研究以及保证公共安全等仍然是学界热议的话题。本文以近年患者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间的冲突事例为例,从界定患者个人信息保护概念着手,简述患者个人信息保护与公共利益平衡的重要性,分析我国相关法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对医学事业的发展、社会安全的保障、患者个人信息的保护等都有所助益。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的有限告知同意制度研究

对于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是否需要告知信息主体并征得其同意这一命题，法律规范呈现三种态度，司法实践亦呈各异形态。完全告知同意论未能正视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个人信息”特性，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有违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告知同意豁免论未能关注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公共物品”特性，忽视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并会加剧对信息主体的侵害。有限告知同意论能准确契合双重特性，协调交易成本与安全保护的利益冲突，兼顾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面向和个人识别面向。有限告知同意论的具体展开应对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情形进行类型化构造，分别适用择入式和择出式同意，同时通过安全影响评估制度进行全周期风险调控。     

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动产善意取得是物权法中一项至为重要的制度,对于保护交易安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以动产的占有公信力为基础,以原所有人利益的丧失为代价而构建起来的,满足整个社会对交易安全的需要,从而增进社会经济繁荣,达到社会总体利益的相对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