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塑造时代女性形象的性别意识分析

茅盾对于时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呈现出男性立场与女性立场的对话。一方面,作者从女性立场出发,对女性心理、女性情感、女性意识进行了成功开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在性别意识上颠覆封建男权文化、建设现代人性价值观念的启蒙追求。另一方面,作家与生俱来的性别立场和视角使他的创作还残存着男权文化的遗迹。     

面对疼痛的自己:女性文学视域下的女性与生育

作为生育主体,女性对生育疼痛的认知,代表着她对自我与外在的理解和处理。当女性介入历史文本的书写,这种独特深刻的性别体验必然成为她们思考和表达的基点。女性文本在孕育这一偶然个体生活事件中对性别角色的体验式叙事,让我们看到女性从无意识的生育工具到主动的生命创造主体的巨大变化;生育体验与女性主体意识、生命意识觉醒之间的互动关系。女性只有获得精神的解放,在人格心理上真正独立,才能以人的立场而不是女人的立场穿越疼痛之门,成为健全的人的母亲。     

从“性欲”到“爱欲”,从精神分析到乌托邦——论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爱欲理论的改造

马尔库塞创造性地将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理论相结合,建立了爱欲解放理论,但弗洛伊德偏爱用"性欲"一词,而马尔库塞则偏爱用"爱欲"一词。不同的用词不仅折射出了马尔库塞的精英主义立场,而且还标志着其理论重心的转向。对马尔库塞与弗洛伊德不同的用词倾向,国内学者虽有相关研究,但仍然不够深入和具体,没有注意到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爱欲"概念的改造经历了一个从精神分析心理学到哲学再到社会学的流变历程。马尔库塞偏爱用"爱欲"一词实是将弗洛伊德理论哲学化的结果,从哲学化的爱欲出发,马尔库塞构想了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存在状态,并由此走向了审美乌托邦。     

革命中的女性角色——《我在霞村的时候》与《色·戒》比较

丁玲和张爱玲共同关注了革命中的女性角色被双重利用双重伤害的生存困境,对在革命中贞贞的国家至上与王佳芝的爱情至上的不同展示中凸现了两人不同的写作立场,从而演绎出了两个不同的文本。     

妇女/性别研究的认识理路与时代特征

认识作为行动的先导,在改造自身和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站在怎样的立场、从什么样的角度认识女性及两性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妇女与性别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女性与社会发展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在中国,要完成性别文化重构或女性/性别学学科建设的任务,必须努力做到:在认识的价值取向上,坚持"为了女性"的致用性立场与"尊重客观事实"的求真性立场的辩证统一;在认识对象上,坚持男女两性在生活、生产实践中处理两性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辩证统一;在认识的表现方式上,坚持普通民众生活化了的感性认识和女性研究者概念化了的理性认识的辩证统一。而融入女性经验并对男权文化进行纠偏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知识,不只是女性的,它将对全人类的知识生产作出贡献,也将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开辟出更为广阔的道路。     

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

性别叙事学作为一种文本阐释的实践方法．将性别研究和经典叙事学纳入了同一视域，使得两种本无联系的文学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模式。性别叙事学不仅注重对女性作品的性别化解读，它还把研究对象扩展到男性作家及作品．揭示了叙述结构和文学技巧所蕴含的性别关系本质。本文从叙事模式、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等诸方面阐述了文学的叙事形式与性别意识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形式．尝试使用叙事学的分析工具对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义的阐释，希冀为文学的性别叙事话语研究提供一个切实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图书推介

正《身体·性别·欲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杨秀芝、田美丽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该书对身体女性欲望、男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策略、女性作家文本中的女性身体叙事策略、未来女性身体叙事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其研究对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代表性并产生了较大社会反响的叙事文本,主要关注女性身体在当代文学中被叙述的情况,关注那些描绘女性身体,把它嵌合在叙述之中从而使它体现某些意义的小说创作,对女性身体在文化场域乃至现实生活中的处境进行了分析与阐述,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女性身体写作伦理的问题。     

奥茨《奇境》中的"双性同体"意识

奥茨是美国当代文坛一个关注女性问题的小说家。通过对两性关系的思考与审视,她在《奇境》中超越了性别的限制与对立,大胆地尝试了理想的创作状态:“双性同体”。本文试图以文本分析的方式,从小说叙述视角、双重文本和叙述语言三方面探讨作家的这种“双性同体”意识。     

叙述视角与新世纪文学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叙述视角是女性文学形式分析的一个重要向度,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不再拘泥于聚焦者的生理性别,而是着重探讨写作者采用了哪种类型的叙述视角、缘何采用,及这种视角如何帮助作者建构女性声音的,这为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话语增长点。通过对《奔跑的火光》《轻重》《拐弯的夏天》《好儿女花》《流年物语》《婚姻》等新世纪女性写作的文本细读,探讨主人公叙述视角、主人公兼叙述者视角、叙述者视角等不同叙述视角所隐含的女性声音,以详实的文本分析实践丰富、充实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     

性别视角下海外《红楼梦》研究的误读与反思

作为红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海外红学的性别研究在积累了丰富成果的同时,针对某些性别现象也存在误读。以女性主义为立场的研究者多将优秀女性形象视为确认男性价值的工具,从而忽视了小说意识形态的多元性与女性经验的独立性;由于未能深入考察清代审美风尚的女性化倾向,研究者往往从西方“硬汉”范式出发,将宝玉的女性化形象解释为宝玉的怪异行为或弱势表现;在基督教文化中反同性恋立场的影响下,研究者难以理解明清社会对待男风的宽容态度,将宝玉的同性恋情理解为偏离正统的反常表现或不带肉欲的友情之爱。目前海外红学性别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理论先行的解释框架所导致的文化误读。有关该领域的辨析与反思,既说明了回归文本与历史语境的必要性,也为国内红学与明清性别研究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Coupling and Uncoupling Chinese Style

DECADES ago, in the era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76）, love and marriage bore a heavy political burden; the little red book （Quotations of Chairman Mao） was presented in place of a wedding band, or generally served as a token of love and engagement. Imagine how outlandish it seems to young people today to read love letters that pine： ＂I hope you can arrange your work, study and life well, so as to sustain your ideals and revolutionary zeal, and not degrade into an uncouth and lowly person.＂ But such sentiments were typical 40 years ago in decent young men and women, who often delivered revolutionary pep talks instead of whispering ＂sweet nothings.＂     

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革命精神的新时代诠释

新时代继承弘扬伟大革命精神,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强大的真理力量,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伟大革命事业的历史必然要求。因此,准确理解和诠释伟大革命精神也就自然成为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而伟大革命精神的语境还原是理解的前见基础,维距的诠释是理解的客观把握,以伟大革命精神语境还原为前提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深刻理解,跨越了时间之维、空间之维和主体之维间的理解距离障碍,实现了维距间的开启式理解。但是,诠释的目的与价值并不仅于此,而是要承续其作用的效果历史,从而凝聚新时代人民的磅礴伟力、推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走向新高度和开辟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光辉革命实践及特点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广西各族人民进行了20多年的革命斗争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并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From Rural Revolution to Urban Revolutio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uzhongnan

Based on materials from local archives and the author's interview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case studies in the Luzhongnan prefecture to trace how the rural revolutionaries rose to prominence and to discuss their cultural impact on Mao's urban revolution after 1949. The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intellectual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is region, and then moves to a discussion of the end of political urbanism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Civil War. As a result of wartime mass mobilization, peasants became the most dynamic force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Peasant cadres were systematically recruited and trained to run local governments. Eventually, they surpassed th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both in number and in importance. When the CCP came to power, the peasant cadres were assigned to take over urban China. These rural revolutionaries were committed to the mission of creating a 'new socialist man', and rural revolutionary culture became the cultural orthodox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grams, referred to as 'cultural de-urbanization', launched by Mao Zedong and his rural revolutionary followers in order to remold the urban people's mentality by the rural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and practice.     

论“革命马克思”向“和谐马克思”的历史性转变——兼论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及其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学说,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政权都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所取得,因而在传统意义上一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革命与斗争的理论,于是马克思关于和谐社会思想长期被深度地遮蔽起来。廓清我们党从"革命马克思"向"和谐马克思"重大历史转变的脉络和走向,澄清曾经被历史误读"革命马克思"的传统认识,重新认识马克思和谐社会的思想本质,重塑当代中国"和谐马克思"的核心价值取向,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试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新桂系的两面性

新桂系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参加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为巩固两广革命根据地,胜利进行北伐战争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同时又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历史罪人。新桂系由加入革命阵营到积极北伐,最后到叛变革命的政治嬗变,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除其作为地主资产阶级军事政治集团的封建性和阶级本性外,其投机革命的两面性则是重要的原因。     

辛亥时期"江北分省"问题探略

辛亥革命爆发后,江苏境内的江北地区提出独立分省要求,但最终失败.促使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为历史渊源、江南与江北间的隔膜、地方主义和辛亥革命带来的契机;导致其失败的因素则是南北之间的实力差距、袁世凯的统一政策、江北缺乏强有力绅权的支持以及分省要求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     

红军长征与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

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迷梦,而且扩大了革命影响,遍撒了革命火种,点燃了各少数民族革命的星星之火,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少数民族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民主革命时期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历史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我军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的主要历史经验有：确立和完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组织保证；对广大官兵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培育官兵的信仰自觉；坚持义利结合，以义导利的原则；以革命纪律培育官兵的规范养成；党员干部和革命领袖以身作则；努力推进根据地建设，为官．兵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培育提供现实动力；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展示我军的正义性与高尚性。     

浅析红军团结改造神兵的历史经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活跃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神兵有几十万之众。红军在创建湘鄂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依据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民族政策,对神兵实行团结改造的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争取数千神兵参加红军,使神兵成为红军的主要兵源之一,神兵为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