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全面评价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政权处于反革命力量四面包围之中，中国革命处在紧急阶段。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7年5月召开第八次全会，讨论处在危机中的中国革命问题。会上斯大林作了题为忡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这个决议集中反映了共产国际在紧急阶段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如何全面科学地分析和评价它，是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史学界在评价这个决议时，不论持何种看法，其共同之处，就是很少联系此前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在分析该决议未能贯彻…     

略论中共五大的历史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的。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紧急时期。在这之前不久,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其控制的东南地区开始实行反革命的“清党”运动,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局部的失败。在武汉政府控制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地区,虽然工农运动还在继续发展,但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开始发生严重的动摇,革命有遭到全面失败的危险。党的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     

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演变

1927年4月至9月,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经历了从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到举苏维埃旗帜的转变过程。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引发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以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和斯大林等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策略方针问题的争论。但这次争论并未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及时调整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仍然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联共(布)、共产国际仍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直到9月,举国民党旗帜的策略方针在实践中被证明行不通,加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共产国际内部都出现了明确的不能再举国民党旗帜的意见,联共(布)、共产国际才开始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建立苏维埃、举苏维埃旗帜的正确方针。     

试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一场争论

<正> 1927年4月至8月,共产国际内部展开了一次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一方是托洛茨基和季洛维也夫为代表的反对派。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应该继续进行国共合作,中共是否应该退出国民党,是否应该立即组织苏维埃,把革命引向苏维埃式的高级阶段。这场争论实际     

大革命中中共为何放弃武装斗争领导权

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由多种原因构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就内部原因而言,除蒋介石、汪精卫等背叛革命、中共党不成熟外,最根本的还是共产国际和原苏联(下同)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放弃了对统一战线、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本文就武装斗争领导权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国民党是个“工农党”,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建设国民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全纪录未能担起挽救革命于危机中的责任——中共五大

1927.4.27--5.9武汉代表人数82人全国党员57967名生死关头中共五大,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紧急时刻召开的。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势力分崩离析,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继续维持其自身在华利益,纷纷拉拢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许多地方军阀和官僚政客也改换门庭,投靠了国民政府。蒋介石的势力不断扩大,走上了军事独裁的道路。1926年末至1927年初,在广州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中,由于中国     

蒋介石背叛革命 白色恐怖肆虐神州 乌兰夫回乡播火 革命烈焰重燃边陲

全国大革命的高潮引起国内外右派势力的惊恐不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死于反动军阀之手。1927年6月中旬，绥远国民党右派陈国英、焦子明等人，勾结都统商震，成立了“绥远国民党清党委员会”，白色恐怖席卷绥远地区，大革命以来内蒙古地区建立的一批又一批党的组织，遭到破坏，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壮烈牺牲。1927年8月，多松年在张家口被奉军军阀钉死在大境门城墙上；秋，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指挥的旺丹尼玛被奸细毒死；10月，蒙古族优秀共产党员、内蒙古人…     

共产国际指导与大革命的失败刍议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曾给予了很多正确的指导和援助，促进了大革命的发展，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共产国际在不甚了解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下，就以中国大革命的最高指挥者姿态自居，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严重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妥协退让，从而使大革命遭受到严重损失和重大失败。     

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一、共产国际放弃了中共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对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和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的革命性估计过高,而对中国工人阶级、农民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作用估计不足,实质是反对中共对革命的领导。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帮助国民党“成功一个民众党”。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华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社会各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创办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打基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他还说:“中国的真正革命者的首要职务,就是实现国民革命”,因此必须宣传、引导农民、     

话说中央特务科

1 1927年八七会议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合流,汪精卫等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实行大屠杀。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武汉迁回上海。党中央机关之所以又迁回上海,主要原因是其“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①但上海严重的敌情也给党中央的活动带来很大困难: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极大地威胁着党中央的安全;另一方面,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也为虎作伥,暗中破坏革命,成为危害党中央的凶恶敌人。上海这种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要求我们党必须迅速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保卫机构,专职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 这年1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     

党史撷英

正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和《土地问题议决案》。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     

从“四一二”政变到“七一五”政变——联共(布)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与结局

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发生后,联共(布)党内就中国革命的走向问题激辩不休。托洛茨基等人先是主张中共有条件地留在国民党内,后来提出中共独立于国民党,组建苏维埃,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多数派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应是国民党,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内改造而不是独立,建立苏维埃意味着反对武汉政府。"七一五"政变的发生,证明斯大林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斯大林却在让中共领导人承担其错误政策的替罪羊后,把反对派也一并清理出联共(布)领导队伍。     

共产国际、苏联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陈独秀右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国际、苏联党对中国革命的右倾指导.在革命军队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将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国民革命军看成是革命的军队,并给予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持.他们拒绝陈独秀提出的武装工农要求,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创建.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虽然强调土地革命与统一战线并重,但当农民运动危及到统一战线内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的利益时,他们为了保全统一战线,命令中共中央限制农民运动,要求土地革命向统一战线让步.结果既阻止了农民运动,又毁掉了统一战线.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党对蒋介石一再姑息迁就.当陈独秀准备与蒋介石决战时,他们却命令共产党对蒋介石妥协退让.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对汪精卫抱有幻想,将武汉政府当作工农政府.     

周恩来亲自干预“邓演达遇害案”审判始末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愤而流亡欧洲．并与宋庆龄等人在莫斯科发表宣言。强调继续与新旧军阀势力作斗争，实现孙中山的遗志。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进行秘密活动．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于邓演达与蒋介石的玫见大为不同．1931年下半年，蒋介石重金收买陈敬斋，秘密逮捕和杀害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总负责人邓演达。     

传奇将军郭汝瑰两次入党传奇

受命栖身国民党军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4日。翠柏青青、苍松绿绿的武昌两湖书院的操场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们正在操练。一传令兵飞奔而至，急促地对政治科第5期学员郭汝瑰说：“吴委员召见，命你立刻前去！”郭汝瑰整理好军帽，系紧领口，跑步来到校务委员会办公室门前。听到一声“报告”，吴玉章放下手中的笔，轻声地问经准许后走进屋里的郭汝瑰：“南京的优③，你晓得不晓得哟？”郭汝瑰茫然、惊愕。吴玉章神色严峻地将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说：“蒋介石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我党曾两次设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第一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设立: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没有能够在紧急关头担负起挽救革命的重任.大会仍选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陈独秀担任中央总书记.直到7月12日,共产国际才指令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由五大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以及     

大革命时期的“娘子军”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开始了对革命工人、群众的大屠杀。接着,四川的杨森、湖北的夏斗寅等也纷纷受蒋的指使,挥舞起砍向革命者的屠刀。中国的上空顿时笼罩上了一层乌云,大革命的前途也随之黯淡下来。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势力是不甘于革命被如此践踏的,他们纷纷行动起来,言诛笔伐,举矛拿刀,冲上了革命的浪端。就在他们中间,有一支由二百多名女学员组成的“娘子军”……出发前夜1927年5月中旬,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接到命令,要他们随由叶挺领导的中央独立师一起,去迎击杨森和夏斗寅进攻武汉的反革命军队。     

中共五大与共产国际

1927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后正式决定召开中共五大。但共产国际并没有针对“四·一二”后极为严峻的新形势提出相适应的方针政策，反而坚持要执行蒋介石叛变前举行的七次全会的决议，而且更“左”，更激进，更具进攻性，并且要中共五大照此执行，不得有误。尽管五大上有过不同声音，但最终还是照搬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的决议。结果两个月后，武汉政府继南京政府之后又叛变了革命。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终于被葬送。     

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六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召开的。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加之党仍处于幼年期,这次会议没能担负起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     

鲍罗廷与蒋介石的较量

1923年9月25日,克里姆林宫共产国际会议厅。 一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中国军官,代表孙中山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国革命运动状况和国民党内部情况。他,就是“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蒋介石。蒋在报告中提出:希望共产国际派人帮助中国革命。 10月25日,蒋介石在莫斯科收到孙中山的电报,谓“友邦政府及政党派代表鲍罗廷到粤援助”,才知道帮助中国革命的鲍罗廷已到达广州。 历史的巧合。就在蒋介石一行四人(共产党的张太雷、国民党的沈定一、王登云,沈后来加入共产党)赴苏考察,于9月2日抵达莫斯科时,国际共产主义活动家鲍罗廷,也在这一天到达了中国北京。所不同的是,蒋介石赴苏考察,是想利用苏援和学习苏联红军建军经验,办校建军,发展个人权势,并不赞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而鲍罗廷的使命是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完成国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