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分析

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分析●戴激波一东亚的崛起及其影响近代历史上，东亚就整体而言是一个处于世界体系“边缘”的地区。自１９世纪中叶起，面对西方国家的冲击，该地区只有日本通过强制措施，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以及“文明开化”的旗帜下，摆脱了深重的民族危机...     

台湾经济从“奇迹”到“困境”发展过程的重新审视——基于东亚新学说的理论视角

东亚新学说理论认为，曾经创造了“东亚奇迹”的东亚模式是有特点的创新体系，但任何时期都不存在不随时代变化而因应变革的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环境变迁有直接的联系，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东亚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以此理论视角重新审视60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作为东亚模式创新体系基本要素的“出口导向”、“政府作用”等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是在时空背景发生巨大变化时，台湾当局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革，甚至反向作为，才使得台湾经济发生了由“奇迹”到“困境”的演变过程。     

东亚合力冲击世界经济第三极

参加第十次东盟首脑会议的亚洲各国领导人作出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即2005年在马来西亚举行首届东亚峰会。东亚地区国家在冷战后因历史问题一直对使用“东亚”这个词汇比较敏感,东亚区域合作一直是经济领域领先政治领域。“东亚峰会”这个词汇在东盟首脑会议文件中的出现,昭示东亚区域合作正在摆脱历史阴霾、走上理性合作之路。　　东亚国家有充分的理由来推动区域合作,让东亚峰会变成现实。东亚地区是一个相对支离破碎的地区,这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东盟难以主导地区事务,中国经济力量尚待发展,日本政治上是跛脚。从目前情…     

从全球史观看东亚金融危机

现在人们对东亚金融危机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无论是东亚国家自身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人在研究导致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并由此引发出对“东亚发展模式”的不同看法。就目前所表达的各种观点来看，仍以经济视角或文化视角切入者居多，前者偏重政策和体制分析，后者注目民族和区域文化机制的作用，而缺乏对当代世界历史运动本质的理解和把握。显然，对东亚金融危机的研究如果要上升到“历史意识”层面，势必需要确立与世界历史运动客观过程相匹配的理论研究范式，并以吻合于当代世界发展轨迹的体系结构作为宏观分析的单元。理论坐标：世界历史…     

东亚经验与东亚模式的历史局限性

学习与知识创造是东亚模式的精髓，这是我国创造“中国模式”需要借鉴的最重要的经验。但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模仿，知识创造更是因时因地而异。由于东亚模式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作为其潜意识结构和无意识技能，虽然其精髓对东亚地区具有普适性，但其具体架构无疑具有历史局限性。事实上，作为熊彼特意识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东亚模式正处于重大转折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表明，任何时期都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体制发展模式调整滞后的结果。正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欧经济…     

亚洲没有奇迹

40年前,亚洲似乎注定是一个贫穷的大陆。而现在的东亚经济却被视为有着巨大潜力和非凡活力的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东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了工业革命,已经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无怪乎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国际经济组织和众多专家学者誉之为“东亚奇迹”,更有人由近些年亚洲经济增势强劲推导出“21世界是亚洲     

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

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清华大学教授张德８０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般地崛起，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在探求东亚经济崛起之谜时，许多人把视线落在东亚的共同文化背景——汉文化上。在东北亚，无论韩国还是日本，都深受以儒家传统为主的汉文化的影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     

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启示

1997年7月始于泰国的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席卷韩国，无情地扫荡了“四小虎”、“四小龙”，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强烈的震荡，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这次受冲击最大的，当属创造“经济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其成因进行广泛的探讨。东亚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亚各国外资政策的严重失误可以说是这场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给我们留下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东亚各国外资政策的弊端1、外资规模过于庞大。东亚各国的储蓄率居世…     

东亚能否再创辉煌？

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东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被世界银行誉称为“东亚奇迹”。     

把握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形成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对两岸经贸合作的影响 东亚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但由于东亚地区的复杂胜和多样化，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能够带领和协调东亚各国（或地区）经济合作的主导国家。中国大陆人口多、增长快，处于区域经济和安全形势的重要地位。随着经济实力和贸易实力的增强，大陆已经开始成为支撑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柱石，大陆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引领东亚经济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文化中华”与“文化东亚”

值此新世纪揭幕之际 ,东亚、中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时期。在东亚与中国 ,现代化是“外启”式的 ,但同时又是“民族”式的、“国家”式的和尊重“传统”式的。西方现代化“个人”色彩重 ,而东亚现代化总显示出醒目的民族聚合与国家参与特征。东亚的现代化起步于“边缘” ,其大部分国家 ,包括中国至今仍处在世界体系的“边缘” ,都在一种不平等的环境中求生存与发展。处在当下严峻的世界商战“战国”时代 ,一个后进东亚国家突入战场 ,必须集合精锐的经济大军。引领这个“经济的大军” ,组织、法制和渗透人心的国家利益追求是必要的。另外 ,还需…     

东亚: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谈亚洲“四虎”经济增长的实质

“东亚奇迹”成了近年来国际舆论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自从美国以常有惊世骇俗言论的经济学新星——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上撰文,对流行的东亚“小老虎”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和“21世纪将是东亚世纪”的说法提出挑战性质疑后,再次掀起了重新评价“东亚现象”的热潮。为此,本期发表了中华工商时报首席记者胡舒立女士赴美采访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谈亚洲“四虎”经济增长质疑的文章——“东亚”:真老虎还是纸老虎?读了此文,耐人寻味。     

危机前的东亚“经济奇迹”及隐患

二战结束后 ,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将东亚经济的成功称作“东亚奇迹”。究其原因有国家和民族的独立、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序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高投资率等。但从 1997年下半年起 ,这儿却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这说明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 ,东亚地区过去二三十年所实施的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再象过去那样有效 ,必须对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做出调整。     

台湾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况及未来路径探讨

台湾作为东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雁行模式＂中充当＂承上启下＂的中介者角色,为东亚奇迹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发展和制度性合作的推进,台湾的角色和地位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受其政治目标取向的影响,而无法参与东亚经济制度性一体化,从而日益显现边缘化危机。未来台湾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可以＂经由两岸经济整合＂和＂以地区经济体身份＂两条路径,而后者更具可行性。     

东盟经济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

东盟经济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姜跃春自８０年代起，东盟经济高速发展，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９０年代以后，在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东盟经济与东亚经济一样，维持了７％以Ｌ的高速增长。然而，１９９６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亚太地区贸易条件的变化，东盟...     

美国“TPP战略”与台湾加入之前景解析

近年来，美国所倡导和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得到了台湾当局的积极响应。美国基于牵制中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扩大对台贸易出口的双重动因，对台湾加入TPP表示支持。而台湾当局出于拓展“国际经贸空间”，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并减少对大陆经济依赖度等多重目的，也积极谋求加入TPP。但是受制于两岸关系的现实以及中美关系的大局，加之台湾岛内经济自由化程度远未达到TPP的要求，台湾当局加入TPP的过程势必困难重重。     

融入中国大市场─—海南走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

一80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经济特区创造了通过发展到、向性经济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曾经希望通过实施更加开放的政策全面移植他们的经验，再创“海南奇迹”。但是实践证明，由于二者条件差异太大，海南照搬深圳经济的战略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东亚奇迹”的经济飞跃，50年代的代表是日本，60年代的代表是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70年代的代表是泰国、马来西亚，而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经济在80年代的崛起，则是东亚奇迹中最辉煌的一意。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     

打造武汉经济圈——建设“数字武汉”任重道远

自美国在上世纪末提出“数字地球”的构想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认识到，这是一场对21世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将产生深远影响的革命，而“数字城市”则必然成为“数字地球”的战略重点。因为，城市是地球表面人口、基础设施、经济技术和信息最密集的地区，因而，“数字城市”必然成为“数字地球”     

“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该文分析了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提出面对“后危机时代”的课题，降低“转型成本”需要亚洲共同的合作和努力，“两型社会”建设应该成为“东亚合作”共同的主题。     

中国经济生活的病灶及其文化成因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它应当是具有自组织功能的“活体性”组织。然而,作为一种“活体性”组织亦会致病,一者是内部功能紊乱而导致无序;一者是外部环境恶化导致企业功能失效。这两种情况正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和徘徊的根因所在,前者是由于企业产权关系模糊而导致企业内部的无序;后者则由于权力对经济随意支配和掠夺,恶化了商品经济发展环境。两者构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两大病灶,从而使中国经济生活远不能产生如东亚诸国那样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