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公共养老金模式的嬗变:结构改革与参数因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福利国家纷纷对年金体系进行了程度不等的改革。不同于大多数国家的参数改革,瑞典的公共年金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重大的结构性变革。本文着重介绍瑞典公共年金制度的结构性变化,同时考察其中的参数因素,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分析造成这场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环境、人口因素和政治格局变化;第二,对比公共年金制度改革前后的结构和参数变化;第三,讨论改革的结果和公众对改革的争议。     

法国养老制度的现状及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基本养老制度、补充养老制度和再补充养老制度构成的养老体系,以现收现付为主要融资模式。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人口老龄化、经济萧条等因素影响下,该制度陷入了收支失衡、难以持续的境地。从90年代初期起,为确保养老制度可持续,法国开始改革,在对基本养老制度和补充养老制度"开源节流"的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手段来撬动基金制的再补充养老制度的发展,使养老风险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分担。整体而言,基金制在法国整个养老体系中的占比依然微弱,保持现收现付制的核心地位不变仍然是法国社会的共识。尽管如此。伴随着公共养老金的持续缩水、养老保障的二元分化、非正规就业的增加以及民众养老观念的转变等,基金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英国公共养老金结构性改革中的参数因素

英国是少数实现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结构性改革的欧洲国家之一,但这并非表明在英国养老金改革进程中参数改革的作用小、地位低。事实上,参数改革不仅是公共养老金结构性改革的配套措施,而且为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结构性改革准备了条件,参数改革是公共养老金计划发展的常态化措施。在人口老龄化、经济活力、财政约束和政治约束四重压力下,英国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设计者不断研究调整改革公共养老金的主要参数、计算方法以及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实现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功能。     

OECD十国儿童福利财政支出制度安排比较分析

在养老等责任集体化后,儿童抚养的公共物品属性也越来越明显。本文采用层级聚类分析方法对OECD十个国家的儿童福利财政支出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各国儿童福利财政支出制度安排同各国福利体制相关;随着儿童抚养的公共物品属性愈益明显,政府应承担起相应的养育责任;家庭选择权是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政府的儿童福利制度安排应该以增强家庭的选择权为主。     

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评析

虽然欧债危机已渐趋平复,但是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的走向仍是影响该国经济前景的重要因素,也关乎着欧洲经济和欧洲一体化的未来。本文旨在对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包括其历史演变、特点及解决前景等。分析表明,意大利的公共债务问题是长期累积而成,需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和理解。该国公共财政问题的突出特点可归结为两个悖论,即公共支出膨胀与经济增长乏力长期并存,"庞大政府"与"弱政府"长期并存。这也是其公共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关键所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意大利解决公共债务问题的核心难题在于进一步压低财政赤字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破解难题的关键在于推进一系列重要的结构性改革,而"强化"政府与适度的外部压力又是推进改革的必要政治前提。     

意大利九十年代以来养老金三个支柱改革进程——兼论引入“名义账户”的前途

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浪潮中,意大利作为老龄化危机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迫于财政压力开始对其养老金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成为“名义账户”的首批实践者。改革后,意大利确立了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近十年的运行实践表明,“名义账户”制在意大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成为发达国家成功引入“名义账户”制的一个拓荒者。本文首先分析了意大利旧体系的弊端,交代了改革的背景和动因,分析了新制度带来的诸多新变化。最后,总结了新制度面临的问题、挑战、经验和教训,同时还指出,未来的改革进程具有许多不确定性。     

欧洲国家公共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结构还是参数?

近几十年来,欧洲福利国家的兴衰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模式,福利国家及其提供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养老服务,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改革在欧洲各国经历了不同的遭遇。欧洲福利国家模式是否已经走入绝境,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对其进行有效改革。近些年来在欧盟内部出现的被称为"参数改革"的实践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就这种参数改革及其与"结构改革"的关系以及对福利国家前途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     

加拿大社保制度改革与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十年回顾与评价

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加拿大建立起一个典型的多支柱社保体系.但为了应对老龄化和解决其财务不可持续性,加拿大政府1997年采取了一个特殊的改革方案:没有触动原有DB型现收现付的制度框架,更未引入个人账户,而是通过"前倾式主动型"上调费率的改革方案,达到了增加社保制度"预筹"因素的目的,这是旧制度"后倾式被动型"上调费率的效果所难以达到的,效果比较明显,很快就形成较大缴费余额和积累,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10年来市场化投资收益率基本令人满意,其规模在发达国家几个最大的主权养老基金中名列前茅.鉴于此,加拿大的改革应被看成是一个介于"参数式改革"和"结构式改革"二者之间的改革类型,可被称为"投资型现收现付制改革"或"半结构式改革".加拿大1997年改革通过提高费率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主权养老基金的做法,现在看来具有相当的前瞻性、代表性和唯一性,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改善其DB型现收现付制财务可持续性的一个务实选择和潜在方向,甚至成为未来改革的一个潮流,值得中国业内极大关注.     

法国养老金改革的选择:参数改革及效果分析

面对由人口结构变动引发的养老金赤字加剧、中长期内难以持续的难题,法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对养老金制度进行了持续的改革。由于结构改革阻力巨大,难以推进,因此改革以调整缴费率、退休年龄以及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等技术参数为主,目的是削减巨额养老金赤字,推动养老金制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法国权威部门经评估指出,改革的增收减支效果明显,养老金制度的中期可持续目标有望实现。与此同时,改革在短期内不会对法国养老金制度的"充足性"造成破坏性冲击,该制度仍能提供较高水平的收入替代与保障。但从长期来看,一定程度的冲击在所难免,养老保障水平将下降,养老保障网的安全性将随之降低,这一变化将为法国适当加强基金制的养老支柱,优化养老金结构,进而从根本上确保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开辟空间。     

英国社会养老制度市场化改革对储蓄的影响

英国自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进行了较为成功的经济体制改革 ,而社会养老制度改革是英国宏观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英国养老制度改革对英国居民家庭储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的分析 ,指出英国的养老金政策改革特别是个人养老金计划推出以后 ,由于家庭其他资产积累与个人养老金计划资产积累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所以 ,家庭养老金资产变化对家庭储蓄这一部分的影响难以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 ,但某些实证分析表明 ,在个人收益方面 ,个人养老金计划中资产的积累超过 70 %的部分是因“协议退出”而增加的“新”财富 ;个人养老金计划带来家庭储蓄率的提高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 ,由于个人养老金计划的引入而导致的国民储蓄的净增量大约为英国GDP的 0 .2 %。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改革及面临的新课题

日本公共年金制度是一种"国民皆保险"、代际间抚养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5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改革,特别是,人口少子老龄化、以及平均寿命的延长等人口结构的变动,更是加快了公共年金制度改革的步伐.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公共年金制度仍面临着信任危机、代际问负担转移、财政收支困难等新的课题.     

析日本近代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古代日本社会有优老、养老的制度和传统。在社会转型期的近代日本,养老保障呈现出有异于近世和战后的特点,具有贯通两大阶段的过渡性。虽然"家"依然是承担养老功能的主体,但其经济来源由家业收入转为恩给、工薪、年金等;户主承担养老责任,从惯例向制度转变;养老任务承担者则由主要依靠家长,向依靠女性特别是主妇转变。并且,由于重视家族制度规范,加之儒家孝道的影响,导致法律政策上养老保障制度的滞后,相关法令有明显对"贫疾孤老"实施救济的特征,未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     

对中韩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制度分析

中韩两国政府公共决策模式的最大区别,源自于各自对制度理论学派当中＂人为设计制度观＂与＂自发生成制度观＂的偏执。作为选择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后发展国家,中韩两国如要提高政府公共决策的公共性与实效性相互结合的程度和密度,需要摒弃对制度观的偏执,并在彼此借鉴的基础上,在博弈均衡制度观的统领下,进一步在制度安排的层面上完善对政府公共决策主体的监督机制。     

论意大利现行选举制度

党派林立、政府更替频繁是意大利政治的痼疾,如何兼顾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和保障政治稳定,已成为意大利选举法改革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意大利目前的选举制度是在2005年确立的,它通过改造、强化既有的概念、政策,意图限制进入议会的党派数量,增加政党联盟尤其是执政联盟的力量,实现政治稳定;同时它又简化了计票程序,希望鼓舞起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然而2005年选举法最重要的举措多数奖励,具有通过技术手段虚构稳定多数的嫌疑,潜含着巨大的风险。从最近五年意大利的政治实践看来,这个选举法并没有达到目的,意大利选举法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公共养老保障与韩国

建立公共养老保障计划一向是国际劳工组织努力倡导的,从《世界人权宣言》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等世界性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公共养老保障计划是由政府通过立法在全社会范围内统一强制实施的养老保险计划,它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和共济性。自诞生之日起,公共养老保障计划在许多国家改善了老年人的福利,缓解了老年贫穷这一社会性顽疾。当人类由工业化进入城市化时代,传统的大家族及其所提供的保障遭到了废弃。经济动荡使得产业工人无法以自身的力量为其     

中亚同质性背景下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研究

中亚五国在改革与治理过程中具有较多相近的初始条件,但在同质性显著的背景下,各国发展却出现了异质性结果。哈萨克斯坦以其突出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远远领先于他国。这难以直接用西方学者的公共管理改革理论来解释,需要提炼出一个哈萨克斯坦在同质性背景下有别于其他中亚国家的独特改革模型,并在其政府的改革轨迹及具体措施中考察其推动和限制变革的关键因素和力量。这大致包括改革的理论基础、动态的制度背景、制度文化、领导能力和伦理等五个要素。在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过程中,清晰的改革理念、对制度背景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制度文化塑造与领导力上的突出表现,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但伦理建设上的不足导致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问题重重。对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政策执行、政治民主化、腐败与政治认同等相关指标的测量结果显示,哈萨克斯坦政府改革与治理任重道远。     

公共空间的争夺——欧洲穆斯林社群与当地主流社群冲突的再解读

近年来在欧洲不断发生的穆斯林社群与欧洲本土主流社群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双方对公共空间的争夺战,问题的核心是公共空间的归属。这种争夺产生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痛苦的历史记忆与负面的现实认知的双重发酵形成缺乏信任的社会观念结构;其次,多元文化的价值观与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在理论和现实层面上存在的冲突使公共政策不能很好地平衡双方利益;最后,欧洲公民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还应该融合文化与价值理念,而欧洲穆斯林的这种双重身份并没有得到欧洲主流群体足够的理解和关注。这些问题的解决应立足于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分配、对公共政策失衡的审视及对公民身份的重新定义和建构,这也是欧洲主流群体与欧洲穆斯林群体和解和合作的关键。     

荷兰的养老金改革: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参与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压力,荷兰继续深化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服务于多种目标:短期的削减开支与长期的公共部门紧缩;扩大养老金的覆盖率并维持保障水平,同时增加就业率和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依托荷兰发达的金融业,在国家继续承担基本保障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并让个人承担更多的投资风险。这些改革措施既没有改变荷兰养老保障体系多支柱多层次的特色,也没有动摇国家在社会保障领域的主导地位,其成功的经验恰恰在于在政府的主导和监管之下灵活有效地利用市场资源。     

德国退休年龄政策改革、讨论及启示

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是20世纪以来多数国家正在讨论和实施的社会政策。人口老龄化、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基金的负担和提前退休现象的存在让延长退休年龄成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德国从2012年开始实行退休制度改革的法案，将德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德国延迟退休年龄的举措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原因。同时，德国也提倡在退休制度中融入公平性，规范有益的提前退休。     

中亚的政商关系: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大多数国家里,政府(政治与公共管理)与企业的关系对经济活动的运行、经济决策和企业战略发挥着显著的作用.在中亚的后苏联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策略的内生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本文旨在理解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种政商关系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框架的发展,重点考察了中亚国家政商关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模式的内容(由代理人的偏好及其相对权力决定)和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