扼制“塔西佗陷阱”: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研究——基于公共性的视角

我国经济发展逐渐走向新常态,社会治理环境日趋复杂,政府公信力逐渐减弱。随之而来的是伦理道德的滑坡、政府官员的利益趋向以及公众之间的普遍不信任,政府易于陷入"塔西佗陷阱"。基于政府公共性的视角,通过对江苏省南京、无锡、淮安三市的实地调研,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利用有序logistic模型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对数据分析结果展开探讨,得知公务员的价值伦理、政府的利益驱动、公众的参与度和制度机制等四因素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原因。因此,扼制"塔西佗陷阱",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需要重塑公务员价值观,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网络化互动平台,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加快政务公开,推进依法治国。     

网络反腐舆情视域下政府应对“塔西佗陷阱”的路径探析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制度反腐的重要补充,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举足轻重。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和参与意识的觉醒,网络反腐舆情逐渐成为一颗"隐形炸弹"。科学应对网络反腐舆情、引导社会舆论,对检验政府工作、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本文以政府为主体,讨论了政府应对网络反腐舆情和远离"塔西佗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文章从六个方面分析了政府在网络反腐舆情应对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析了深化舆情认知、转变政府工作方式、强化系统分工和优化聘任与问责等举措对重塑政府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远离"塔西佗陷阱"的重要意义。     

突破“塔西佗陷阱”:西方政府公信力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要警惕"塔西佗陷阱"对政府执政的危害,由此必须要重视政府公信力的建立与提升。在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国需要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信力构建模式,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拓宽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渠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重视官员伦理道德建设等途径,能够有效提升政府威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劲动力。     

走出“塔西佗陷阱”——政府公信力重塑问题研究

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核心地位,是社会信用系统的保障和支柱。政权信用丧失将会导致社会道德滑坡和普遍的诚信危机。我国目前政府公信力存在不足和下降趋势,长此以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本将不堪重负。社会公众的信任不在,质疑成心态惯性,要走出"塔西佗陷阱",政府必须重塑公信力。     

利益配置失衡与体制内单位公信力耗损——以铁路客运快速升级为例

在铁路客运公共服务快速升级过程中,利益配置的天平有从普通公众转向国家、地方政府和高收入群体的倾向。在快速升级的过程中,体制内单位公信力的耗损具有全流程化、反复化特征,"塔西佗陷阱"初现端倪。在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利益配置失衡是体制内单位公信力耗损的主因。基于国情,可以通过调整投融资结构和社会目标约束,解决相关问题。     

自媒体时代官媒重拾话语权之诉求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所谓的"互联网狂欢"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固定模式。话语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舆论走向。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官媒,在与新兴媒体抢占舆论高地的博弈中,由于政府公信力下降导致官媒话语被"习惯性质疑",在信息的即时性、交互性日益增强情境下,官媒试图重构权力话语体系,重拾话语权,以期走出正面临的塔西佗陷阱。     

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基层政权公信力建设研究——试论农村“塔西佗陷阱”的预防与跨越

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树立权威、取得革命胜利的保证,是领导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支撑。加强基层政权公信力建设,对推进农村改革,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建设,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利于树立基层政权权威,预防和跨越农村治理中的"塔西佗陷阱"。     

增强当代国家凝聚力的途径

纵观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国家凝聚力大体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1949-1956)、曲折发展时期(1957-1978)、改革开放时期(1979-至今)的历史嬗变。当前中国也还存在离散力因素,主要有三大陷阱:这便是"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因此,增强国家凝聚力的路径是:以创新为发展经济的动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以武力威慑为和平崛起的基础,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以日本金融危机为教训,组建国家金融战略团队,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安全;以严惩腐败为突破口,以廉洁高效的政府取信于民,走出塔西佗陷阱。     

重大疫情防控网络谣言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大疫情防控中民众和社会承受能力比平时脆弱,网络谣言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网络谣言治理分政府规制和市场治理两部分。政府规制的过度运用会造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空间被挤压,无法平衡言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出现"塔西佗陷阱"。因此在特殊时期必须践行依法治谣,把政府监管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打造行业自律、民众自觉等与政府依法监管有机统一的二元化协同治理机制,实现网络谣言治理的法治化和高效化。     

基于社会调查的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

政府公信力反映的是公众对政府的认可程度,而我国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存在失信于民、公信力弱化的风险。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公信力评价调查＂的调查分析基础,得出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结论;从政府自身、社会时代和历史文化角度探索公信力弱化的深层原因,为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提供政策依据。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挑战与对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平台,极大地改变着舆论存储、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格局。新媒体传播具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时代特性,网络交互式催生非线性传播模式,开放性使传统"把关人"缺失,自传播性让"草根"传播成为新锐。新媒体传播加剧了"两个舆论场"的碰撞和摩擦,催生"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导致以"管控"思维为主导的传统舆论管理模式面临挑战。在新媒体时代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应着力推动新媒体空间多元舆论的"相互建构",打造新型主流媒体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打通"两个舆论场",实现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的良性互动。     

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绩悖论及共消解

政府公信力代表着政府获取公众信任的能力。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政府公信力呈现出稳步提升的趋势。然而，地方政府公信力发展却极不平衡，甚至部分地区还出现进一步弱化的倾向。影响政府公信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现实政治生活中，政绩作为制约地方政府公信力提升的梗阻之一，颠覆了理论上公信力与政绩之间的正相关性。对公信力与政绩之间的悖论关系加以解析，并探讨消解悖论的方法，力求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绩的同步发展。     

社会治理视角下舆情风险防控机制研究

融媒体时代,传统媒体深度调查报道、政府权威发布的传播效能相对下降,碎片化、情绪化、音视频等渲染式信息则很容易成为社交舆论场主流,造成舆论被“带节奏”、民众固化“社会成见”、在社会面形成“塔西佗陷阱”等问题,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风险挑战。因此,应建立风险研判体系,形成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完善防控协同机制并做好决策与执行的衔接,落实责任机制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从而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状况及对策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由公众作出的关于政府行政行为及其结果是否得到公众认可的认知评价,表现为公众对其施政行为的满意和信任程度。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政府公信力都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和来源。公信力下降,公众认可度降低,将不利于政策的推行、施政纲领的实施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地方政府作为政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政府的基石,担负着政策的具体执行任务,其公信力状况如何至关重要。当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存在着诸多问题,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解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问题不仅要注重提升治理能力、转变政府职能、有效遏制腐败、推动信息公开等,还应注重运用网络等传播媒体,以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     

地方政府网络问政发展现状与思考——以广元市为个案

积极的网络问政是政府占据主动地位引导公众舆论良性发展,实现官民互通,从而构建政府公信力。不过很多地方政府虽然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却不知道如何利用网络资源。地处四川北部的广元市努力营造网络问政的"向日葵"模式",上网访民意,施政解民忧",使网络问政不走过场。通过"广元模式"的解读使我们认识到,地方网络问政除了需要打造高水平的问政平台外,也有必要走出网络问政的认识误区,提高地方政府领导的问政能力。     

加强与促进社会公众参与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

社会公众是监督政府权力、反腐败和促进政府廉政建设的主力军。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已成为世界各国加强政府廉政建设和全面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共同选择和趋势。就我国地方政府反腐倡廉建设而言,公众参与对健全地方政府廉政建设体系,加强对地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提升地方政府廉政建设公信力,培育公众廉政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廉政社会环境至关重要。     

重大灾害引发“后发危机”的生成机理与防控策略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对比分析

重大灾害事件能否得到妥善治理,直接决定着其是否会导致连锁效应,诱发社会领域内的"后发危机",如果治理者仅仅关注爆炸事件本身,而不考虑"后发危机"在整个突发事件演化中的作用,很可能导致衍生事件的危害超过原有事件,本文通过梳理"后发危机"生成的逻辑框架和路径走向,在选取吉林"11·13"爆炸事件和天津"8·12"爆炸事件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的前提下,提出政府需要从合理开展预期管理,培养公众理性认知能力、跳出"塔西佗陷阱",增强防控供给能力以及注意心理疏导和负面情绪消解,防止出现价值逆转等方面进行改善。     

政府应对网络舆论危机的策略分析

新形势下,网络舆论危机成为冲击官民双方契约关系的又一导火索。在源头上、爆发前、处理中、平息后这整个危机演化过程内,无论哪一阶段处理不善都会损害政府公信力、弱化政府形象、危及政府合法性地位。在传统的强势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排解网络舆论所带来的危机时刻,追求善治与善政,以透明、回应、合法、高效为着力点,寻求政府与公众在网络舆论中的最佳状态,成为化解政府网络舆论危机的最优选择。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