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建设的生态分析

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公民道德建设问题。借用生态学思路,着重分析公民道德建设的三个基本要素:公民、社会与制度,并指出三者一起构成了公民道德建设的道德生态系统。阐述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坚持公民道德建设的生态学研究意义。     

以领导干部道德建设带动公民道德建设

领导干部的职责和地位决定了领导干部肩负着义不容辞的个人和社会道德建设责任。在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突出并首先抓好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领导干部自身道德状况好坏和领导干部对公民道德建设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全社会公民道德建设好坏 ,公民道德素质和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重要前提是领导干部道德建设走在前面 ,以此带动社会和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有效性的制度支持

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效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难题。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仅囿于道德本身的视角。本文提出:意识的问题不能仅靠对意识的改造来解决,公民道德建设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完善而独善其身;它必然赖于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秩序的完善、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建立系统的公民教育制度的同步推进。所以,必须用制度德性来催生公民德性,通过建立公民教育制度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文化支持。     

公民道德与网络舆论的二维关系与价值建构

公民道德与网络舆论二者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公民道德中的价值方向性与道德公民性保证了网络舆论宣传方向的正确性与舆论主体的道德素质;网络舆论的大众性、普遍性、及时性为公民道德创造了良好的道德氛围和坚实的群众基础。确保公民道德在网络舆论中的核心地位,是网络舆论建设的重要前提。而公民道德建设只有充分尊重舆论在网络中宣传的规律,才能确保网络舆论影响力的真正发挥。     

诚信原则是我国市场经济下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基础

法律与道德作为调节社会的基本规范,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任何社会中都有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基础,诚信便是商业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基础。因此,我国在构建诚信法律制度时不应忽视诚信道德的建设。     

我国转型期社会道德发展乱象及规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经济转型,当今的社会道德发展也进入道德转型期,出现了各种道德发展乱象。导致乱象的因素有经济、文化、社会、个体与思想教育等诸多要素。我们要通过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加强社会道德示范作用、加强校园德育建设和道德主体的修养,努力建构行之有效的道德建设机制。     

再释引咎辞职制度的性质与效应

多年来,我国学界对于引咎辞职制度的解读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对于引咎辞职能否作为法律制度的判别一直见仁见智。事实上,引咎辞职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行为,它一旦被法制化,就必然造成曲解与背离引咎辞职本质的问题,这也是引咎辞职制度作为法律制度的根本困境所在,它集中反映在我国学界有关主张与支持引咎辞职法制化的各种主要理由之中。将本质上作为道德行为的引咎辞职制度化,从而所提出的"引咎辞职制度"已经不是一种传统意义的制度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道德制度"形态,即在本质上是一种面向后工业社会的道德制度。引咎辞职制度作为道德制度的效应在于:提供稳定的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引咎辞职行为规范体系;丰富我国领导干部退出制度的内容;有利于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发挥特有的公务员道德教育功能;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追究公务员的公共责任;有利于更加前瞻性地追究公务员的公共责任;有利于更加高效地追究公务员的公共责任。     

社会学视野里的社会信用及其体系建设

制度的信用就是社会信用,它包括"道德信用"与"法制信用"两种基本类型或形式,社会信用体系就是由这两种基本信用所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法制信用与道德信用一起抓。这种理解将进一步推进信用理论的建构,对于目前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大学生网络言语道德失范与规范

大学生网络言语失范问题日益严重,规范网络言语环境,建构网络时代的言语道德体系,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法律和道德难题,也是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课题。从表现、成因等方面探讨了网络行为主体、网络自身、教育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从法律、道德、技术等层面提出了相应对策。     

当前中国公民道德缺失的原因及对策——由“小悦悦”事件引发的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小悦悦"事件宣判后,人们视线又重新回到事件之中。道德问题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对当前社会的道德缺失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文章以该事件为例,从个体德性的缺失、公共道德的缺陷以及文化、制度等方面论述了道德缺失产生的原因,并相应地从道德教育、法律建设、文化整合、制度完善方面对如何加强我国公民的整体道德素质提出了一些对策。     

制度伦理:当代中国官德建设的缺失与重塑

官员的官德建设不仅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还有赖于制度伦理的规范和约束。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党群干群矛盾和阶层利益整合,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成为官德建设的重要问题。制度伦理作为制约权力的一种手段,从外部环境入手,通过制度、法律、法规等建立健全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使其规范化、法制化。从制度伦理层面强化官德建设,对官德的实现具有普遍性,有助于官德规范的把握和官员道德的养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建立科学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改变传统官德教育方法、建立作风教育长效机制等措施,形成全方位的官员从政道德监督机制。     

基于“德性”与“德行”的公务员道德建设

当前公务员道德建设的关键是培养道德认知能力,使道德规范向主体意识内化。道德建设应以道德内化为根本,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使道德规约得到强化,通过"道之以德",对公务员进行内在控制,并"齐之以礼",用法律法规作为强有力的外在控制手段约束公务员的行为。在道德建设中由于道德理念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着的,道德教育作为主要的"立德"措施,在培养道德意识上有着积极性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试论我国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每一个社会建立自己的秩序,都是以某一个手段为主,其他手段配合,但不同的社会选择的主要手段不同。虽然道德的目的意义就是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在我国当代,社会所选择的主要手段是法律制度,道德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我国道德建设只能在法律制度下来寻找路径。     

思想道德建设急需解决的五个问题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道德建设应有新的思路,应该在道德建设的内部规律,外部参照,体系建构,规范表述及道德建设的主体、机制、权威性等方面得到改进或加强.     

论行政伦理建设中的制度安排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制度本身的合伦理性与否对个人的道德选择和行为有着先决意义。制度安排是行政伦理建设的起点,它不仅包括将基本的伦理规范上升为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更强调行政制度、体制本身的合伦理性。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完善道德回报与激励机制,作为两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对当前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尤为迫切。     

浅析和谐社会与公民道德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加强道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基础,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状况总体上是好的,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当代中国的道德状况及其反思

当今中国的道德呈现"滑坡"或"失范"的态势,已经引起了大众的普遍焦虑。"我们的中国怎么了?""中国人的良知去了哪里?""人们心底的善念该如何守护?"从当今中国缺失道德的现象入手,提出如何加强道德建设的对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底线道德"原则;完善法律体系,加大执法力度;完善民众道德教育过程。     

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的“透视”与“再构”

公民的道德素质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道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形象。但是最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的道德环境有所恶化,公民道德滑坡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针对社会道德缺失的现象提出某些道德建设的对策和建议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潜规则问题的伦理思考

社会潜规则是指那种暗地里通行、起到实际作用但又见不得阳光、上不了台面的行为规则。社会潜规则具有隐蔽性、不正当性、排他性、伸缩性等特点。社会潜规则破坏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并导致主体道德人格扭曲。人情伦理的负面效应、制度伦理的缺失以及道德建设严重滞后是社会潜规则盛行的伦理根源。建立和完善社会道德规范、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培养和完善公民道德人格是治理中国社会潜规则的主要伦理路径。     

网络参与道德风险与治理策略

网络参与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行使民主权利的新渠道,是政府展现执政形象的新舞台。但作为虚拟技术支撑下的参与方式,网络参与同时夹杂着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潜存着道德自觉弱化、理性表达缺失、道德底线崩塌的可能。网络参与中的道德失范,对网络空间与实体社会的秩序、公众的合法权益、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形成了威胁,增大了执政风险。作为社会治理的责任主体,政府理应加强对网络空间道德建设的反思,基于建构理性的网络参与法制、机制和文化等思索,探寻实现网络参与"道德化"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