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的变迁中,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面临如何转型的抉择。而百年前的美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境遇,希冀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中寻求突破。这段历史被称之为"进步时代"。立足于美国"进步时代"的社会背景,探讨美国"进步时代"的法制转型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消费社会”与公共性再生产的路径选择

"消费社会"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阶段性特征之一,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共性再生产所处的主要社会背景。因此,笔者先后考察了"消费社会"中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公民的个体行为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逐步向"消费社会"转型和过渡的过程中,代表公共利益、具有批判反思精神的公共性再生产的路径选择问题。进而提出了"由经济人到公共人"、"由经济自主性到政治分权性"、"由经济和谐到政治和谐"等多条主线同时推进的公共性再生产路径。     

“人本”与“民本”

"人本"与"民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思想,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简言之,"人"相对于神和物而言,"人本"是普遍的哲学或文化的概念;"民"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民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     

卢梭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

近代以来,始终存在着"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卢梭第一个对这一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围绕人的"公民性"与"市民性"即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卢梭认为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使得现代性与道德之间出现一种排斥,他进而得出结论,近代以来公民已经消失.人处于异化状态.他希望通过小共同体美德政治模式使人参与到公共领域中来,从而克服布尔乔亚,唤醒公民性,扬弃人的异化.卢梭的现代性批判对我们具有启发和警示作用.     

论身份与角色二重化中的公民主体性及其重建

在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为价值基石的现代国家建构中,公民是一个有多重蕴意的政治概念,它既包含着个体层面的主体性内涵,又是民主国家的基本构成单元与公共权力的终极来源。公民依托其身份资格的获得与角色行为的扮演而存在。其中,公民身份是静态的存在形态,是政治与法律的规定;而公民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等均是以角色的形式出现的,两者既统一又不同。公民通过在行动中扮演角色而获得主体性。现代社会中工具化价值的过度扩张引发了公民主体性的异化,带来了公民主体性的衰落。因此,要重建公民的主体性,并探索出相应的实现路径,通过公民个体之自主性的获得与重建,促进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成长,最终成为完整的人。     

20世纪上半期的“人民”语义与国家建构

概念语义是时代精神的浓缩,可以通过解读核心概念的语义来透视时代的精神状况。20世纪上半期,"人民"语义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型:一是以"人民-奴隶"为思考范式的转型,二是以"人民-敌人"为思考范式的转型。第一次转型发生于清末民初时期,主要以欧洲近代启蒙思想作为灵感来源,旨在把传统臣民转变成现代公民,赋予人民以现代政治道德和政治权利是此次转型的主要内容,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是其主要目标。第二次转型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共领导区域,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灵感来源,以阶级性和革命性作为区分人民的核心标准,人民主要指具有高度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是此次语义转型的主要目标。两次语义转型不仅反映了20世纪上半期两种迥异的国家建构方略,而且还隐含着丰富的方法论含义。     

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逻辑与网络参政的兴起

本文以"身份"为核心概念,剖析了网络参政兴起的内在机理,认为网络参政现象兴起的逻辑蕴含在身份政治和公民政治的交错发展和历史转型中,公民政治的发展为公民自主参政议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如提供制度支持、培养参政能力及提高公民意识。而身份政治却有力地控制着政治参与的过快膨胀,保证政治的稳定有序。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平衡,民众一方面利用网络摆脱了不平等身份体系的约束,另一方面凭借既有的制度资源,以及现实政治参与中培养起来的公民意识和参政能力,进行网络"话语参政"。这一参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政府需引起重视并加以疏导。     

从“自由意志”到“政治承认”——基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承认”思想的分析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包含有关于"承认"的思想。他认为自由意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当是普遍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最终要融入到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中,"我—你"之间的"水平"维度的承认最终要发展为"我—我们"之间的"垂直"维度的承认。在黑格尔看来,个体间纯粹的承认不可避免地包含不真实的内容,所以个体间的承认必须发展成为社会和政治的承认。承认的最高形式体现为公民与国家之间承认关系的确立和普遍的自由意志的实现。理性的个人是在国家中获得承认和承认自己的,而这个国家应当是一个和国际政治共同体保持良性承认关系的国家。     

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几点思考

公民身份表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与个人通过交互的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它随着根植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内涵。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经过四次转变,形成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传统和不同的发展模式。因此,公民身份理论要用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实践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实现公民身份理论的本土化转换。本文在梳理中国公民身份形成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公民身份本土化的原则和路径选择。其中,尊重文化传统、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立足中国现实是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三原则,而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公民抗争的"自下而上模式"和公民社会带动的"中间协调两边模式"则是公民身份理论本土化的三条适当路径。     

试论“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在现实中国的实践

近20年来,"civil soci ety"问题巴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抗震救灾、北京奥运等重大事件引发了我国理论界对市民社会问题的深入讨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都是对同-英文civilsoclety的不同译法.把这一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概念应用于具有截然不同历史轨迹和社会特征的中国社会中当作一种解读社会变迁的工具时,很可能存在问题.厘清"civil society"的概念演变,剔除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误读,正确认识"公民社会"的成长将成为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立足点.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发展

意识形态的教育作为一项实践是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则直至20世纪50年代才出现,厘清这一概念内涵无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一项基础性工作。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并独有的,并且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其自身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但它要表达的基本涵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却始终没变。作为概念,"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涵在于,它是无产阶级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教育实践,既推动个人精神世界的进步,又能够统一认识、凝聚人心,在推动国家强大、社会进步的同时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是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及由此带来的先进性的有机统一。     

“1234”思想政治工作架构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中国华融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每一次业务结构的重大调整、每一次改制上市的市场化转型中发挥着解困惑、凝共识、聚合力、出奇效的重要作用,初步形成了坚定一种意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正确方向;打造"两红"文化——凝聚"红色金融集团、红色金融家队伍"的精神内核;搭建"三梦"载体——通过"中国     

身份与权利:民族差异化政策的思考——基于“正义”双重含义的视角

社会个体政治性的国家公民身份和文化性的民族成员身份之间已经失去平衡,民族身份成为差异化权利优惠政策的唯一依据,而我国主要通过"民族成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以实现。民族差异化政策是"公平的正义"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不否认和排斥"平等的正义"。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任务和"四个认同"的工作目标,需要重新思考新形势下的民族差异化政策并进行适度的修正和调适。减少民族政策的优惠程度和范围、降低民族优惠政策中身份因素的比重、消除民族优惠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和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可能的路径选择。     

我国公民教育观的历史演进

公民及公民教育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在与民主政治相对的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国只有臣民与私民,没有公民,遑论公民教育。公民是一个于近代自国外传入的概念,公民教育则是在近代中国由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所引发和启动的宪政进程中,借鉴西方民主思想与制度形式,寄望通过教育造就“新民”、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诉求。     

转型期中国公民社会的建构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转型进程中，我们发现，政治国家的力量大大超越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公民社会一直被政治国家所湮没，因此，如何构建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轴心，并将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本文基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现状提出：建构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而在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构建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是基础，现代公司的塑造是核心，社会组织的发展是关键，宪政民主制度的确立是保障。     

“个性官员”现象研究

"个性官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其个性化的施政言行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使之脱离孤立个体而成为一种政治现象。中国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构成了"个性官员"产生的大环境,当前政绩导向的官员考评机制与"个性官员"的产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个性官员"也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和社会空间。"个性官员"现象在深层次上折射了官场政治生态,尽管有争议,但它对于制度创新、民主法治化建设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     

“社会养廉”传统机制及其现代转型的“制度化”策略

社会养廉,是通过自发的非正式制度建设方式,建构"合法性"廉洁信仰的世俗化行为模式。基于东方社会母体和中国政治发展史,中华民族营造了民间治理腐败的"小传统"及其本土方法论。当前,实现社会养廉传统机制的现代转型,乃是摆脱制度反腐困境、共建"国家—社会"双本位治理格局的应然选择。作为新的转型策略,"制度化"强调超越以往的社会参与腐败治理策略,紧紧围绕社会养廉的"三驾马车"(制度环境、动力保障和协同体系),对其非制度性因子实施制度化的处理:立足于"中国政治",确保机制转型的制度空间和供给总量;健全政府驱动型动力机制,调适社会养廉自在自为的运行状态;完善政治文化系统,建立"理一分殊"型社会协同机制,走出现代转型的结构性困境。     

公民素质与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是中国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伟大追寻。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社会成员根除传统的血缘伦理、等级身份和特权思想,树立公平与效率、竞争与合作、权利与义务等新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素质的提高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     

中国的人口国民化研究

国民是社会人口与国家关系中构建起来的一种社会政治身份,也是一种对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具有奠基意义的社会政治机制。中国于近代形成民族国家议题尤其是开启现代国家的构建后,将历史上形成的臣民转化为国民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政治过程,一路相伴而行并提供着基础性的支撑。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国民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推进,并在改革开放后为现代化快速推进提供了积极的社会行动者。脱离了人口国民化这一重要的社会政治过程,尤其是由其塑造的国民身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及其在此框架下的社会构建和发展都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中国以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快速发展,完成了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在对自身文明进行重新塑造,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的进程中,进一步的人口国民化并塑造相应的国民,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进程。     

公民社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角色与功能

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土壤和基础。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迅速崛起,公民社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产生着重大的影响,成为推动政治民主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是一种相伴而生且相互依存的关系。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又影响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在推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在于:影响政府决策,促进政治参与,推动社会自治,监督政府权力,推进政治民主,推动政府改革和增进社会稳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