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品评中的儒家思想

一 序 “画品”为根据绘画优劣划分出具体评价标准的等级。对中国绘画进行评论的固有方式,其特点为将绘画的精神和画家的风格联系起来划分等级,进行评价。 历代画品大都援用客观标准进行评价,依其价值体系本源,多以“六法”为出发点。 本文以根据“六法”进行品评《古画品录》及提出品评观点的《历代名画记》为主,论述品评的形成过程和特点,并阐述品评的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同时还将有关儒家造型观的中国绘画品评观,与西欧美术品评和韩国绘画品评进行比较。     

18世纪俄国在华留学生与中国瓷器在俄国的传播

俄国皇家瓷厂创立与中国关系密切,俄政府利用使团、来华商队和传教团随团学生,将获取情报人员植入其中,目的之一是打探中国瓷器配方,回国助力肇建俄国皇家瓷厂。彼得大帝向往的中国瓷器,在伊丽莎白时期实现了本土化,俄国在彼得一世时期就拥有庞大的对华情报网络系统,其中瓷器情报人员在华潜伏时间达15年之久。他们采取隐蔽的方式在中国获取工业情报,甚至深入宫廷内部。俄国自制瓷器开始时完全仿造中国瓷的外形、绘画,但对“中国风”的内涵不甚了解,只是貌似中国风,又在其中融入本国的奢华之风。经过多年发展,制造出符合俄文化审美的“中俄合璧”瓷器。无论如何,中国瓷器在俄罗斯的传播是中俄物质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瓷器上“中国风”相伴罗曼诺夫王朝至终,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也通过瓷器得以在俄国乃至世界传播。     

“说画”与“造画”——《面》对中国绘西的文学化用

本文旨在分析谢阁兰如何在《画》中借鉴中国绘画进行文学创作。首先，中国绘画启发了《画》的形式创造。谢阁兰借用中国绘画的画卷形式和构图方式建构起《画》的绘画空间；其次，中国绘画是《画》的想象来源之一。中国绘画的意象、主题以及有关中国绘画的传说被创造性地整合进《玄幻图》中，谢阁兰借此营造出一个独特的中国世界。     

“十三五”规划将带给人民哪些福祉

“十三五”规划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彰显了党的执政使命与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是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最后冲刺，也是跋涉在民族复兴之路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关键一程。     

18～19世纪中韩华夷观的变革对中韩两国的影响

一 华夷观念的形成和中国封建时代 “华尊夷卑”的对外指导思想 “华夷”(“夏夷”)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上古虞夏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正如《说文解字》中载:“华,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进入一个华夏族与周边地区的“蛮夷戎狄”等族的民族大融合新时期,“华夷”概念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或文明的内涵。文明程度高的地区,即推行“周礼”的地区,被称为“夏”;文明程度高的族,被称为     

外化与异化：日本文化的成长与困顿

日本文化是在外化与异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混合文化”(1)有人称之为“杂种文化”。(2)从一万年前到公元前三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文化时代。此时日本人与大陆来往甚少。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一个狩猎国,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优秀文化。从事水稻种植的农耕民族开始从中国的长江流域经过朝鲜半岛而到达日本列岛,与当地人形成此后的“复合民族”,(3)也就是今天的日本人。徐福入海东渡对日本社会变革及文明     

经验、知识与政治：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富士山认识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富士山认识构建了富士山作为日本代表、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神山、绝景、避暑胜地等多重形象和意义,也塑造了它作为“异国之山”“东亚之山”“文明之山”的多重面孔,总体上也呈现出从“客观叙述和赞美”向“赞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场转变。这种认识是主体与对象在一定时空内基于经验而发生知识性·情感性联系的过程,既立足于中国文人关于富士山的体验和知识,也受到近代文明观、中日关系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也对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日本人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影响。     

"韩流"文化盛行于中国及其原因

近些年来,“韩流”这个名词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晓,“韩流”作为一种外来的流行文化在中国有很多的“funs”,乃至有了“哈韩族”群体。进入中国的“韩流”文化产品门类众多:电子游戏、电影电视剧、歌曲舞蹈、文学作品、绘画,以及衍生的韩国服装、饮食、体育休闲、旅游等产业。这     

中国对十八世纪欧洲艺术的影响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艺术让艺术家的想象力受到挑战。为了代表和定义中国，不同的模式被提出。许多画卷、地毯装饰、版画或是戏剧布景都从中国获得灵感。对东方的迷恋赋予内部装潢、家具、绘画以一种怪异的风格。某些艺术家捍卫被理想化的中国，另一些则以针砭的视角在舞台上塑造想象的人物。在法国，如同蓬巴杜夫人一样，所有国王的臣民都喜欢“中国物件”。在欧洲许多其它国家，也有着同样的现象。对中国的迷恋超越了装饰艺术，也在东方风格的建筑艺术里得到表达。“中国时尚”的影响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确存在，但是如同圆明园的欧式宫殿一样，很难精确地界定每种文明在这些整体线条和图形里所占的比例。     

第十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2009年10月23—27日,第十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是“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更名为“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后的首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并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大力资助。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韩国驻沪副总领事朴镇雄先生、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金东哲教授先后致辞。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吴道子入画”故事在欧洲的传播——以黑塞《我的传略》为重点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东方绘画艺术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东方热”兴起的同时,流传于中国和日本的“吴道子入画”故事也在欧洲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在现代美学的阐释框架下,“吴道子入画”成为重新审视艺术审美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象征,由一则浪漫化的艺术故事演变为一个带有现代美学特征的中国母题。欧洲艺术史学者对“吴道子入画”故事内涵的重新建构也启发了文学家。酷爱绘画艺术的作家黑塞在《我的传略》中将这一故事与“人的心灵发展史”结合起来,描摹了西方现代生活中人与社会之间扭曲的主客关系,对理性权威与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怀疑和否定。“入画”作为与现代文明相对的审美象征被赋予拯救功能,推动黑塞笔下的主人公进入“精神的第三境界”,在艺术世界中达到了主客统一的超脱化境。     

东盟国家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差异与中国—东盟合作

网络安全已成为东盟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东盟国家在网络安全管理体制、网络安全立法、网络安全技术和能力建设、全社会共同参与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差异,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新加坡、马来西亚为网络安全治理“体系完善群体”,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文莱为“体系欠缺群体”,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为“体系落后群体”。这一差异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网络安全合作带来了不一样的机遇与挑战。机遇主要体现为：“体系完善群体”为双方创新网络安全技术、培养网络安全人才创造了条件;“体系欠缺群体”为双方提升网络安全能力、创新网络安全治理经验提供了可能性;“体系落后群体”为双方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机会。挑战表现在：中国与“体系完善群体”合作容易受到域外国家的遏制和阻挠;“体系落后群体”网络安全意识薄弱且缺乏网络安全基本需求,将削弱双方合作的意愿和必要性;东盟整体层面上坚持不干涉原则和基于共识决策的独特合作方式,将阻碍中国与东盟整体合作。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网络安全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宜抓住机遇,因国施策,分层合作,将中国和东盟网络安全合作落到实处。     

试析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天下观”是古代中国思想界利用空间概念建构出的一套世界秩序观。它具有鲜明的人文和政治含义,既体现了“天下一家”的高级旨趣,又显示了森严的尊卑等级特征。作为产生于古代的、区域性的世界秩序观,对于改造当代民族国家体系虽有借鉴意义,但缺乏实际的可行性。     

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

本文分析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探讨了全球化对它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对之重建的设想。民族认同的建构是民族国家进行文化融合与政治整合的过程,其要点在于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的平衡以及文化与政治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受到身份相对化、流动化和竞争化的冲击,面临再造自我之使命。以族裔为根基、以民族为归依、以世界为关照的世界民族主义不失为可供选择的替代性认同,它既缓解了民族与族裔的矛盾,促进了文化与政治的相互协调,同时又呼应了全球化进程。以“柔性地理”、“主权部分让渡”以及“世界主义框架中多元文化主义”为特征的后民族国家将是其主要的推动者。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并联式”特质

现代化的“中国样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原则的实践,既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中国式”的,就自然具有中国特质。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互鉴性文明”“整体性文明”“竞合性文明”逻辑,超越“单一线性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与“时空压缩”效应;超越“单向度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全面性与“协调发展”效应;超越“国强必霸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和平性与“文明发展”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从发展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是“串联式”的现代化;从建设内容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则是单维的;从建设成效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出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特征和注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创新性贡献。     

黄帝文化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关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源头性思考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远古形态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历史源头。黄帝文化奠基了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肇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标识和民族共同体意识,融会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史诗般的伟大斗争中,蕴含在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理论之中,有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度的契合”的,是正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源头。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哲学意蕴与生成逻辑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和系统观念。基本国情、根本制度、自然规律和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领域协同推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第十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

2009年10月23～27日,第十届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是“韩国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更名为“韩国学国际研讨会”后的首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和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并得到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大力资助。会议开幕式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教授、韩国驻沪副总领事朴镇雄先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特色”

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个伟大事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统一于以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