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司法实践及其完善

正当防卫条款的实施环境和实施主体影响正当防卫的实践样态。目前，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存在司法实践与立法规范有距离、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割裂的问题，涉及立法、司法及话语三个维度。通过对立法规范、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本质进行探寻可知：我国正当防卫立法规范采取的是以国家和公共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叙事模式，学术话语青睐以个人权利为重的自由主义叙述，而大众话语则倾向用情理和道德话语来讨论这一问题。正当防卫新实践通过综合各类价值，在既采取权利话语，又兼顾情理考量的基础上，将不同叙事模式统合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底色之中，凸显了我国解决正当防卫问题独有的伦理逻辑、行动逻辑和事理逻辑。     

坚持党对高校领导的理性思考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伴随党、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同步不断走向兴旺发达。回顾历程,立足时代,反思总结,从历史、法理、哲学、时代四个层面加以理性思考。党对高校的领导为高等教育走向科学发展、为高校改革与稳定,提供了坚强保证,这是我们从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     

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

青年马克思的法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形成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住。本文从“个人与自由”、“自由与法律”、“国家与个人”三个方面对青年马克思以人类理性、自由为核心的法哲学观进行了介绍。     

正当防卫理据的法哲学省思——基于权利保护与社会连带视角

为他人强行防卫等正当防卫适用中的认定争议，体现出探究正当防卫法哲学理据的必要价值。就正当防卫权利保护理据的两种论理路径而言，主张权利义务平衡关系的主观权利论比主张自然状态自助的例外私力救济论更具合理性，但仍然无法说明为国家与公共利益防卫等防卫形式的正当性。法秩序维护理据虽然在超个体的秩序法益基础上说明了为公法益防卫的正当性，但其抽象论证法秩序的逻辑导致内涵空洞化、个体手段化、效果附随化的适用困境。而综合权利保护与法秩序维护的二元论虽然说明力更强，但隐含着将权利与秩序对等并立的立场预设，从而错置二者层级关系，造成论证逻辑同义反复或内在矛盾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实质根据应在权利保护理据前提下，补充社会连带作为正当防卫的全面理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容许规范衍生防卫权作为正当防卫的直接依据。     

论二元的行为无价值论与中国刑法的衔接

以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违法性层面有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之争,随着两种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二元论逐渐成为学术界的通说,得到了广泛支持。以行为为基础同时兼顾法益的保护,在二元的层面评价实质违法性必将更好地实现法益的保护。我国当前以四要件为犯罪构成的通说,但是二元论所蕴含的刑法理念也能够与中国刑法进行衔接,中国刑法在兼容并包中必将不断完善,长足发展。     

正当防卫制度辨析

正当防卫是刑法赋予公民在国家、集体利益、本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在不能及时得到公共权力救济时,而采取防卫的权利。其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自卫行为。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争论相当大,主要对正当防卫的概念,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防卫过当的定罪和量刑进行了简要论述。     

论马克思对自然权利理论的质疑和超越

自然权利理论包含三个核心观念:人权以自然法和普遍理性为根据,以个人为主体,以消极的形式上的权利为内容。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对这三种观念的质疑,并通过分析马克思对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而说明马克思对自我利益和个人权利的超越。     

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兼谈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建设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价值观研究的核心问题，同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回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西方和中国的发展演变，以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理论依据，对当前社会的价值观建设提出如下基本见解：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与社会互为价值主客体，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是最高价值目标。国家社会要不断创造条件以实现上述目标，同时，个人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心智及道德潜能，为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有这样，个人与社会之间才能逐步建立起真正的和谐关系。     

自我管理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

自我管理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和自由能力的人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等环节,以获得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并能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为目标的能动活动。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为维护类的存续而进行的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运动。尽管人们主要是从类的角度来理解可持续发展的,但作为一种自我管理,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人类的自我管理,也包括个人自我管理、组织自我管理和国家自我管理等层次。从自我管理角度来看待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论唐律中的“殴”与正当防卫

唐律对“殴”限定了手段,且有时预设为互殴场景,并不等同于单纯的击打。比较“拒捍”与“拒殴”,可知“拒殴”也不是单纯的防卫,而含有积极加害的主观因素。这些结论应用于律中涉“殴”的一些条文,可见以往学者所以为的某些正当防卫条款,其实预设的是互殴情形,本与防卫无关。对于这些条款中看似不符合正当防卫精神的规定,不必基于正当防卫理念迂曲解释,而应对于其中涉及刑罚减免的规定,给出正当防卫之外的理由。     

党规中的法理思维

中国的法治问题实际上是法理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实际上是法理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党内法规作为管党治党的制度遵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法理思维是良法善治思维,从法理视角审视、研究党内法规,有助于形塑党内法规的制度理性,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法治道路建设的宏伟目标。党内法规的发展实现了从功能主义向规范主导主义、从形式法治向法理型法治的转变,但法理思维在党内法规中体现仍不充分、不全面。需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规范党内法规制定程序,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效对接。     

宪法中民营经济地位变迁与以人为本法理理念——兼论法理学研究对法律实践的价值

本文认为以人为本法理理念是当代中国宪法确立民营经济合理地位的思想基础.以人为本法理理念与人文主义理论有内在联系,但当代中国以人为本法理理念最核心的思想是要把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看作是高于一切的.可以说以人为本法理理念为当代中国法的建设提供了思想的预设,这种思考是对法的合理性的追问,属于法的形而上.这反映法理学研究对部门法的研究具有特定的价值,法学的研究同样要有理论的自觉.     

私人侦探调查行为实证研究

＂私人侦探＂是神奇和智慧的代名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一职业的发展却充满着艰难。要想全面了解它,必须从立法、法理和实践三个层面进行立体式的分析,包括立法体例、行为模式、管理模式、权力与权利关系、实践中做法等,其核心问题在于调查行为———虽然法律有明确规定,法理也有所要求,但实践情况较为复杂,甚至可能会违背法律和法理。故以调查行为为视角来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私人侦探之实践问题,对解决法律、法理与实践的冲突大有裨益,这些都对我国私人侦探立法的必要性和实践的可行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并指明了方向。     

无限防卫成立与合法的要件探析

无限防卫不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也不是没有任何强度要求的防卫,无限防卫其实是“有限防卫”。无限防卫是一种有条件的最大限度的合法自卫行为。无限防卫也不是一种独立的防卫制度,而是正当防卫的一种特殊情形,无限防卫的要件以正当防卫为基础,较之正当防卫的要件更为严格。     

试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在正当防卫与非正当防卫区分的界限问题上,法学界对此认识相对比较明朗,争议相对不大,然而在针对正当防卫过程中如何把握防卫的必要限度。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标准是什么,怎样去衡量这个必要限度的度以及怎样才算超过了必要限度、超越了这个必要限度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在法学界尤其在刑法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笔者认为防卫人如何掌握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理所当然是正当防卫体系中的重中之重。对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的研究具有现实和理论上的意义。     

必须正确理解"防卫适时性"的法律规定——由两个相似案件判决引发的思考

相似的防卫案件，有的法院认定为正当防卫，有的法院判防卫人有罪，这源于对“正当防卫”法律规定的理解不同。正当防卫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防卫适时性问题，二是防卫必要限度问题。本文只探讨防卫适时性问题。理解“防卫适时性”的法律规定，必须把握法律的正确导向：站在有利于保护防卫人合法权益的立场上，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人民法院的判决，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公正。既保护受害人权益，又惩罚罪犯的违法行为。     

从社会合理化审视现代性的发展及中国现代化

现代性从启蒙之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阶段;二是现代性反思阶段。在反思现代性基础上,完善社会合理化,其性质应是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全面发展的社会范式理性化过程,其基点应是个人的科学知识、道德实践知识、审美表现知识的有效发挥,其目的应是人的个性展现,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的实现。工具理性要以价值理性为导航,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要以审美理性为目的。我们国家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迈进阶段,首先要以启蒙理性精神推动社会合理化。其次,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世界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挑战,要坚持现代性第二阶段反思性社会合理化的新宗旨,才能真正建立和谐社会,使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面向人类未来的超越性。     

领导要提高非权力性权威

从法理来源与内在支撑来看,领导的权威可以分为权力性权威与非权力性权威。权力性权威主要是依靠领导岗位职责的法理规定,具有强制性和法定约束力,对领导个人来讲,是依托岗位而外赋的、相对暂时的一种权威。非权力性权威主要依靠领导的道德人格、才能气度、情感公心等非权力性因素,这种权威往往表现为下级自觉的心理认同与支持,对领导个人来讲,则是依赖人格魅力而内存的、相对持久的一种权威。领导由于身在其位,其权力性权威的影     

理顺党和国家政权法理关系改革完善党的执政体制的思考

党和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活跃、最普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党和国家的法理关系是,党作为领导党,对国家政权行使领导权,指引国家政治生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党作为执政党,具有执掌国家政权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面的权力,党的执政权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形式取得的.根据党和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应该建立党直接执政和间接执政相结合的执政体制.这样的执政体制是符合宪政所规定的党和国家政权的法理关系,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国家政权建设与党的执政规律的统一.     

理性选择理论及其困境思考

20世纪90年代,科尔曼在"理性人"假设和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个人在不同的行动或事物之间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为基石的理性选择理论,成为该理论的集大成者和权威人物。但是,由于该理论过于关注"理性"而忽视行动者的偏好、欲望和激情,忽视行动的合理性而受到质疑。就这一理论作一阐述与梳理,并揭示理性选择范式所面临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