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转化研究

虽然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存在一定区别,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多刑事案件都是行政违法案件转化而来的,部分行政证据会转化为刑事证据。二者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刑事诉讼效率,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是否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定不明确、转化程序中的监督不明确导致证据证明力的审查不明确、行政与刑事机关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为了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更高效地转化,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转化范围,在法理上强化正当程序,严格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强证据的审查机制,严格取证程序,加强检察院监督,并加快行政、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共享机制的推进速度等。     

刑事技术鉴定质量控制以及证据问题研究

刑事技术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在今后的庭审中控辩双方针对证据的对抗会进一步加强。通过建立和完善质量控制体系来规范刑事技术鉴定活动,对保证刑事技术鉴定意见作为诉讼证据的证明效力具有重要意义。     

论被告人供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转化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特有的诉讼制度,它横跨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个阶段,力求在一次庭审中解决相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问题,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在司法实践中,刑事附带民诉难以使当事人心服口服,案结事了,在审判程序中处境尴尬,并未实现程序设计者的初衷。在当前我国两大诉讼法进行大修的背景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何发展完善,应当受到重视。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刑事证据向民事证据的转化,尤其是作为最重要言词证据的被告人供述的转化,是重中之重。实现程序化的证据转换,以体现程序的秩序价值,衡平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题中之义。     

略论侦查阶段刑事证据的保全

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是运用刑事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刑事证据既是刑事案件赖以成立的物质基础,又是讯问时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认罪行的武器,还是整个诉讼过程中给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客观依据。刑事证据的收集、确认和保管工作主要由刑事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来完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与完善的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如何界定;在我国应构建什么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较为复杂,也是诉讼法学界和司法界争议颇多的问题。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确保司法公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证据鉴定人出庭作证若干问题谈

<正>新的刑事诉讼法科学地处理了惩治犯罪和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辩证统一关系,再一次肯定了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按控辩审的模式进行刑事审判,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的特点,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制度更加科学、规范,并与国际惯例接轨,以确保刑事诉讼更加具有民主性、公开性、公正性。为了强化庭审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鉴定人作为诉讼参与人,要出庭作证。因此,鉴定人必须要掌握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鉴定及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关事宜,现谈点个人理解,供同道参考。     

非法刑事证据产生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 ,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的司法理念的长期影响以及诉讼制度和诉讼体制的不完善 ,使得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大量存在。非法刑事证据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 ,要改变以上状况 ,除提高侦查人员的素质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诉讼制度和诉讼体制方面的改革。     

欧洲中世纪刑事司法改革对刑讯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的刑事司法改革发端于宗教大审查,在宗教裁判中逐步形成了纠问式诉讼和法定证据制度,这种刑事诉讼模式以其高效逐步代替神判,并为世俗政权所接受。然而,这次刑事司法改革也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刑讯,而这个副产品正是纠问式诉讼和法定证据制度的产物,欧洲中世纪的刑事司法改革与刑讯在欧洲的肆虐存在紧密的联系。     

刑事证据理论研究综述(第二部分)——《刑事证据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组研究成果之一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问题的研究对刑事诉讼制度的研究,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向为诉讼法学界所重视。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它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与国家的历史类型和政治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不同历史类型的国家有不同的诉讼制度,因而也就有不同的证据制度。近些年内,一些学者所撰写的专著、教材及论文中对刑事证据制度作了专门的研究和阐述。大家对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实行的证据制度,在认识上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对我们国家,究竟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     

刑事再审程序价值分析

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重要的法学理论研究手段。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具体学说有四种。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多种程序价值综合平衡、协调统一的结果,理性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设计既要保证正义的实现,又要兼顾诉讼效益、秩序安定、人权保障等诉讼价值。     

论刑事证明责任分配——聚焦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据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考虑到刑事立法精神以及司法具体运作可能出现的证明困难等因素,以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为切入点,分析借鉴英美证明责任中的“分层理论”,围绕被告人与控诉方之间证明责任如何理性的分配,进而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在刑事诉讼中坚持控诉方承担主要证明责任的前提下,肯定被告人提供证据的责任,并不构成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背叛。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的衔接机制研究一以新《刑诉法》第52条第二款为视角简

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党政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事实,由此形成的纪检监察证据便成为了刑事司法证据的重要来源.基于法理依据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纪检监察证据有必要通过一定的规则衔接转化为刑事司法证据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还应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以求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论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

"9·11"之后,各国在反恐侦查中普遍采用情报主导的模式,但反恐情报在发挥侦查效用的同时,却在诉讼证明中遇到了程序障碍。情报的秘密性与程序的公开性之间的矛盾困扰反恐诉讼实践。加拿大的"侦查听证"和"开示法官"制度、法国的侦查法官模式、英国的秘密听证和特别律师制度等都力图解决反恐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但也存在程序的单向性、秘密性、封闭性,证据效力缺乏合理限制等问题。中国的反恐实践也同样面临情报的证据转化问题,未来应当借鉴英国的特别律师制度,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确保被告人基本辩护权利的前提下发挥情报的证据效力。     

从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内涵看中国检察机关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护

我国检察官客观义务包括收集、开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避免提起不当诉讼,保护被追诉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刑事诉讼中的回避义务,拒绝使用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并追究使用者的法律责任,为被告利益提起法律救济,公开行使检控酌情权的义务等内容。检察官客观义务内涵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护。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要做到执行法律客观公正,执行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客观公正,履行社会责任客观公正。     

刑事诉讼新理念的三个向度

充分发挥刑事诉讼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严重刑事争端解决机制应具有的法律功能,就必须树立法律真实观、正当程序观与消解冲突观等与现代刑事诉讼相适应的新型诉讼理念。法律真实要求刑事诉讼过程必须以现有的证据事实为基础,必须尊重蕴含程序正义价值的刑事程序要求;只有保证刑事诉讼的过程公正,实体公正的实现才具有正当性与可能性;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协同于刑事争端的最终解决,罪责得到确定,权利与秩序得到恢复。法律真实、正当程序与消解冲突等理念成为成熟而理性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根本标志。     

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此规则之所以引起如此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非法证据问题与限制政府权力行使和人权保障紧密相连,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传统文化、治安形势休戚相关。在刑事司法实务中,非法证据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获取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迅速查获犯罪嫌疑人,从而实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然而,打击犯罪,实现实体公正,并不是刑事诉讼的全部。随着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科学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给予极大的重视,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为了追求打击犯罪不择手…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

刑事诉讼作为对过去发生的案件的回溯过程是通过证据来实现的。确立可操作的、符合诉讼规律的证明标准 ,是准确地进行证明活动、实现诉讼目的的重要前提。随着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推进 ,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标准研究的深入 ,以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证明标准的反思与检讨 ,一向被认为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证明标准具有了某种不现实性与理想化倾向 ,刑事证明标准需要完善。     

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的缺失与平衡

一、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建立要解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首先应关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因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多少。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     

刑事被害人程序权利的缺失与平衡

一、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建立要解决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首先应关注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因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和参与诉讼的程度直接决定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多少。综观整个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