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律观和"法治"理论

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是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主张"以法治国"的一个学派.本文分析了法家对法律的概念、本质、起源、作用等基本法学理论的独到见解,以及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和推行"法治"的方法,剖析了法家的"法治"绝非真正意义的法治,它和儒家的礼治都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统治手段.     

试析董仲舒的刑罚思想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家思想建立起的神学化的法律思想体系,其目的是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控制。其法律思想中强调"大德小刑","天人感应"是其法律思想的基础,董仲舒提倡"大德小刑",其本质是强调通过礼仪教化来加强对人们的统治。但是,就剥削制度的本质来看,统治者为了统治人民除利用道德教化以外,经常使用的统治工具却是刑罚。     

法家法律思想概说及其现代启示

法家作为我国先秦时期一大家,其思想对当时乃至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是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法家思想包括了政治法律等治国思想,对法家的法律思想尤其是法治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和解释对我国现实的法律实践有着可以现代转换的启示价值.法家的法律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法治的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功能、运行机制及价值目标,对待这传统法律资源我们应认真审视,对其中的合理要素予以继承,消极要素予以摒弃.     

法治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

法治的目标价值与手段价值姜明安“法治”观念的形成及其发展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的政治和法律思想流派法家就提出了“垂法而治”①、“缘法而治”②、“以法为本”③、“事断于法”④等“法治”的主张。不过，中国古代法家主张的法治是与封建专制...     

传统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局限性

中国是世界最早制定成文法的国家，春秋战国时期，法家强调以法治国，君臣共操，刑无等级，以刑去刑，构成了我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精华。但中国古代又是一个典型的“非法治” 国家，传统法治思想的主要局限是缺少“民主的法制化”理论，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的治民工具。     

礼制与法制:先秦时期社会秩序重建的两种路径

我国先秦时期处于封建社会向王权专制转向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动乱使得思想家纷纷关注秩序重建。儒家以礼制为路径,围绕正名定分、采取教化措施、通过个人修养来使人自觉遵循规范;法家以法制为路径,围绕法律刑罚、国家机构执行、通过外在强制引导人的行为。其共同开辟了秩序建立的两种路径,之后两千年王权专制统治采用礼法并用、内外结合的策略来确保自身统治秩序。今日之中国恰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秩序面临严重问题,可借鉴儒法内外结合、软硬兼施的智慧,通过建立现代价值规范、实施现代法治来解决问题。     

法家法治思想辨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以法治国＂。历代的很多政治改革家也为实施以及发展法家的法治思想付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甚至为实施国家法制变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法家的法治思想不可否认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本文首先论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体系,继而分析了其优劣势,最后本文结合当今现实阐述了法家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     

自然法视角下的法治思想渊源及其双重挑战

尽管自然法作为西方法治思想的基石体现在古代自然法向近代自然法的嬗变中,尤其展现在启蒙时代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思想家的自然法观念中,然而近代兴起的法治国思想却拒斥法治的自然法渊源,试图祛除法律的价值内涵而强调其工具属性,由此形成了对法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排斥法律的正义原则使法治空有法律的形式,另一方面倡导立法者统治的后果为专制政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我国的法治建设应避免法治国的理念陷阱,在注重法律的程序性价值之外,更要强调法律的正义性价值。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法治”主张对传统治国模式的影响

作为一个学派，法家在汉以后渐趋消亡，但法家各派学说却融会在儒家思想中，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其中，韩非为代表的晋法家创设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为大一统的秦王朝确立了治国方向。而秦以“法律的恐怖统治”而亡国，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教训。     

浅论我国税收法定原理的宪政基础

税收法定原理是现代法治国家税法以及宪法所追求的基本原则之一,税收法定原理在很大程度上规制国家征税权,是现代宪政的表现形式之一。税收法定原理在我国的缺失,严重阻碍我国税收法治的进程。构建我们国家税收法定原理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日程。法治理论、人权保障、人民主权、民主政治以及权力制约原则等宪政基本理论为税收法定原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主义内涵探析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对于我国刑事法治和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时至近日,习惯性的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之意理解罪刑法定注意不免有所缺漏,难以领略该思想的实质内涵,也难以深刻体会刑法先哲们提出这一思想“保障人权”初衷。只有从罪刑法定主义的产生、发展及价值内涵,从刑法先哲的思想深处去体会品味罪刑法定主义的应有之意,才能探析罪刑法定主义的深刻内涵。     

立法主导是税制改革的优选路径

长期以来,我国税制改革因循着行政主导的试点模式。从法治视角看,试点模式处于合法性缺失状态,存在内在弊端。与之相对应的是立法主导模式,坚持立法主导,对于提高税收立法水平、落实税收法定主义、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客观需要。在未来的税制改革进程中,应当坚持立法主导的路径选择,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来解决改革难题。     

略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制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依法行政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行政执法实践中 ,行政自由裁量权适用不当形成的行政处罚较为普遍 ,滥用行政裁量权严重的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破坏了社会主义法治秩序。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上明确规定其适用的标准、方式、步骤与范围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严打”的理性思考

"严打"是现阶段我国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其肯定与否定的观点都不难找到一些理论依据。事实上,"严打"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满足了公众报应心理,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万能的重刑主义思想:"严打"虽然是我国现阶段控制犯罪的必要选择,但又具有明显的行政强制和人治色彩。在刑事一体化的视野下,应理性评估"严打"的得失,将"严打"与国家其他刑事政策、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等加以协调,其中,"重重轻轻"或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应是我国现阶段刑事政策的基点。     

激活死刑赦免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针对我国死刑适用现状,通过综合路径限制死刑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我国宪法中规定的赦免制度在刑法视野下具有多种价值,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制度在实践中却被虚置。我们应该尽快激活该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明确其适用的对象、条件和程序,打消民众顾虑,推动赦免制度的法典化,最终促进刑事法治进步。     

司法能动主义:司法实践超越法律形式主义

法律形式主义容易导致孤立、机械地理解法律,漠视条文背后的规范价值与意义。超越法律形式主义的进路就是要在司法实践中能动地理解法律。司法能动主义更贴近正义,不拘泥于条文和立法意图,更少强调先例,更具司法独立精神。但这并不代表法律扩张主义,在司法判断中突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不是重刑主义,“能动”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反,而是要求在该原则的基础上能动地理解构成要件与罪刑法定的关系,并根据规范目的与事物本质,对法律条文做出实质性而非形式性解释适用。     

从死刑的存废谈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死刑是资格最老的刑罚之一,其历史至少和国家的历史一样漫长。死刑又是发育、成熟最早的刑罚,当其他刑罚还处于萌芽幼稚状态时,死刑即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死刑还是最早进入衰亡时期的刑罚之一,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死刑的生存便出现了危机。死刑存废之争已持续了二百多年,从我国刑法来看,死刑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死刑的适用还较为广泛。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应极为慎重。对毒品犯罪的死刑使用应当予以必要限制。     

论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

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辈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法家。战国时期的狱政思想主要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代表人物有商鞅、韩非等人,主要狱政思想为"事断于法","刑无等级","重刑轻罪"等等。战国时期的监狱制定和实施了残酷无比的赤裸裸的酷法严刑,使法家的刑法思想在监狱管理上得到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