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一九七五年的宪法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四届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七五宪法)。这是建国后第二部宪法。当对,十年动乱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宪法作为历史经验的总结,它的情神自然同“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在基本上是一致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拨乱反正,开始做大量的工作。七五宪法随即被修改,足见它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是不能适用的。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新的现行宪法一经颁布,七五宪法即告失效。故七五宪法的     

一部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施行五周年

<正> 1982年宪法即现行宪法的颁布施行已经五周年了。在五年的实践中,证明这部宪法的确是一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它本身是一部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是一部好宪法。我说这部宪法是具有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这部宪法是“社会主义的”、不是非社会主义的。宪法开宗明义在《总纲》第1条就明确规定:“中     

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胡绳关于新宪法草案问题答记者问

修改宪法的背景问:请告诉我们宪法修改的背景和过程怎样? 答:一九七八年宪法是匆忙制定的。那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尚未消除,新中国建立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尚未完全总结。一九七八年宪法不能适应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情况和需要,因此,当条件成熟时,立即对宪法作全面的修改是必要的。我要提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     

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胡绳关于新宪法草案问题答记者问

修改宪法的背景问:请告诉我们宪法修改的背景和过程怎样? 答:一九七八年宪法是匆忙制定的。那时十年“文化大革命”引起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尚未消除,新中国建立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尚未完全总结。一九七八年宪法不能适应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情况和需要,因此,当条件成熟时,立即对宪法作全面的修改是必要的。     

“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

展望“十六大”后的宪法发展 ,如何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 ,保证宪法充分实施 ,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 2 0年 ,我们对于宪法解释权的功能关注不够 ,过分强调了宪法修改权的功能 ,这种偏向应注意纠正。只有宪法权威得以树立 ,政治文明建设才会有实际进展。“十六大”后宪法学界需花大力气研究宪法解释理论 ,推动宪法解释工作 ,同时还需研究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规范、程序和具体制度。     

建议设立宪法法院

我国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一部社会主义的好宪法。但是,徒有好法不能自行。五四宪法颁布不久就相继出现一些重大违宪事件。如反胡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及“大跃进”和“四清”中乱整干部群众等,都属于重大的违宪。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康生一伙更是肆无忌惮地践踏宪法,非法地把文革领导小组凌驾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之上,非法侵犯宪法规定的国家领导机关和国家领导人的权限,人民代表以及广大公民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并且制定了许多与宪法精神根本抵触的“法令”和文件。直至发生了非法逮捕国家主席、迫害致死的严重违宪罪行。由于宪法不能贯彻实施,它本身失去了权威性,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觉得宪法可有可无。严重的教训告诉我们,只重视宪法的立法工作,而没有保障宪法执行的监督手段和强制性的司法机关是不行的。     

从宪法的变革看治国方式的转变

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发展都与这个国家所界定的政治体制、治国方略有很大关系。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国体、政体都没有改变，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治国方式却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抚今追昔，共和国宪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５０年历史的总结。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即１９５４年宪法、１９７５年宪法、１９７８年宪法和１９８２年宪法。此外，１９４９年还颁布了一部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１９４９年解放战争取…     

一个极其重要的建议——关于宪法实施的保障问题

宪法修改草案已由全国人大常委公布,交付全民讨论。这一草案已经是我国建立以来的第四部宪法了。第一部宪法即一九五四年宪法是比较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普遍愿望的,是大家公认的一部宪法。这次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实际上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情况,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主要指导思想(全党工作的     

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

“八二宪法”的修宪前提在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与对继续革命论的拒斥.“八二宪法”是改革转型期的政治宪法,而不是常态政治下的法律性宪法,其生成与演进需要政治维度的认知与建构,单纯的司法机制无法奏效.“八二宪法”存在着复调性,是革命与去革命的综合,是在革命造成的政治体制内发生的去革命的宪制安排.“八二宪法”具有独特的代表制三元性,即由党、人大、政协构成的复合代表制,而在时间上表现为一种“生命—结构”主义的演进逻辑.政治宪法学对“八二宪法”的理论审视是主流宪法学之外不可或缺的一种分析视角.     

人民当家作主,『关键在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一种无比坚定的信念.如此自信,不是几朝几夕形成的,而是历史形成、人民选择、宪法肯定的.须臾不可淡忘! 1954年,国家第一部宪法明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58年后,党的十八大将其定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都是在党领导下实现的.无可置疑,党必须对人大工作实施坚强领导.     

“宪法一中”与国民党当政时的大陆政策

"宪法一中"是指依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国民党在退踞台湾后一直坚持"宪法一中"的立场。在四次修改《临时条款》和七次增修中华民国宪法后,"宪法一中"的核心立场仍然未变,但增加了"一国两区"等其他因素。     

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核心要义解读

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首次提出的“宪法自觉”与“宪法发展”，全面和系统地描绘了过去40年“宪法自觉”形成和增长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发展对于“宪法自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宪法自觉”在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得出了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提升全民宪法素养、建立和完善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的内在的制度和精神动力的学术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加强宪法解释方面，“宪法自觉”仍然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只有在宪法实施方面产生了宪法行动的“自觉”，宪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法律关注什么？——写在“12&#183;4”法制宣传日

12月4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从2001年12月4日开始，中国人给她赋予了不平常的意义。19年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即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了。从此，刚刚从灾难深重的恶梦中解脱出来的祖国，开始踏上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正常轨道；19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四五”普法规划明确规定：“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     

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

<正> 十九世纪初,一位哲人在其历史哲学讲演中指出,“我们不能够说中国有一种宪法……所以我们只能谈谈中国的行政”。时至二十世纪之末,中国建立了行政诉讼与国家赔偿制度,我们则要申明,谈到中国的行政就不能不谈中国的宪法。 那么,为什么说中华帝国没有宪法呢?宪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有人嘲讽中国的行政诉讼是以卵击石?为什么我们要申明行政诉讼的推行是真实宪法的成长?换言之,行政诉讼这种法律形式的内涵是什么?它在怎样的意义基础上符合于宪法的意义?二者意义的吻合又     

宪法与改革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国人民从事的事业,是一场新的革命。本文提出了一个发人思考、很有见地的观点,即:1954年宪法,是记载和保证中国的第一次革命的宪法;1982年宪法则是记载和保证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宪法。时代要求宪法有变和不变两个方面。宪法的修改必须保证改革的正确方向,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     

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方式和机制研究——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思想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宪法工作”虽然目前尚属于政策性术语，但该概念具有真实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具有很强的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中各种宪法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理论命题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卷首语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是改革开放後中国立法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本期中，他马我们详述1982年宪法即中国现行宪法的起草由来和经过。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於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记

建国后,斯大林于1952年秋就建议中国尽快进行全民选举和制定宪法。他对当时访问莫斯科的刘少奇说:“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利用两种方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在宪法中可以规定:第一,全体人民,包括资本家、富农在内,均有选举权;第二,承认企业主和富农的财产权;第三,承认外国人在中国的企业的租借权。这些事实在中国都是存在的,并不妨碍你们搞宪法。我想你们可以在1954年搞选举和宪法。” 1953年初,制定宪法、全国选举等大事便摆到中共中央的紧要议事日程上,也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热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纷纷在各种场合讲述这些问题,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也围绕这些要事展开。 1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0年年会综述

20 0 0年 1 0月 2 3日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年会在北京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共8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题是“2 1世纪中国宪法学的发展趋势” ,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 ,展开了观点纷呈、气氛热烈的讨论。现将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2 0世纪中国宪法学的发展特点与基本经验有学者对旧中国宪法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回顾 ,认为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宪法 ,即清朝、北洋军阀制定的虚假宪法 ;国民党南京政府制定的资产阶级宪法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清末开始的宪政运动到中…     

贯彻实施宪法促进政治体制改革

1982年修改颁布的我国现行宪法，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它总结我国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了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精神，是新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