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化"与全球多元文化发展的思考

20世纪以来,美国大众文化一直以猛烈之势向境外蔓延,"美国化"成为许多国家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全球现象.本文首先探讨了"美国化"的起源与基本内涵,接着分析了全球"美国化"的历史演变,然后展示了"美国化"在冷战结束后给世界各国带来的巨大挑战."美国化"的确给其他国家的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它带来的不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单一化或同质化,而是促进受冲击的国家通过加强对"美国化"的回答来更加适应社会现代性的需要.因此,"美国化"不会改变全球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美国的外交"理念",是目标之一,是判定根本国家利益的依据;另一方面是推行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最基本的部分,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在美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中,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乃至孤立主义、国际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都有意识形态的一席之地.     

新欧亚主义之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建构

自1917年阿拉什奥尔达政府通过民族党纲提出"民族国家"原则,至2014年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独立日庆典讲话中提出"永恒国家"精神,哈萨克斯坦的"国家"与"国族"概念、以及民族精神内涵和民族国家观,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的转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其目的 均在于:在多元文化与民族平等的原则基础上维护和促进族际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与目标;构建以哈萨克斯坦利益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加强公民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认同,进而影响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在此过程中,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结构、经济实力、政治意愿、发展战略、联盟选择、国家认同与核心利益发挥了关键作用.     

莫迪政府的国家认同建构及其对"一带一路"认知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印度是中国的邻国,也是南亚次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作为"一带一路"所经过的节点国家,其态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顺利推进有着重要影响."一带一路"推行以来,印度国内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出现了由谨慎观望到消极对冲的转变,这对"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针对这一现实问题,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大多数印度学者主要是从现实主义"竞争论"和自由主义"合作论"两个范式对印度态度的转变进行了阐释.现实主义论者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是追求霸权的表现,加大了中印之间在地区的战略竞争,对印度的周边安全和地区形势造成严重挑战;自由主义论者则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机遇,印度可以通过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共赢.当然,这些范式都不足以全面解释印度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由观望向抵触转变的动因.这里就需要采用建构主义范式中的认同理论来分析莫迪政府关于国家认同的话语构建及其对"一带一路"认知的影响.就观念认知的角度而言,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莫迪政府关于国家认同话语构建出现了相悖的情况,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则经历了由观望到对冲的转变.     

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

在过去十年里,中美关系历尽波折.一个困扰许多观察家的问题是究竟中美关系可以用系统性变量加以解释,亦或它只是一系列力量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随机性结果?本文力图超越现实主义观或日"国家利益"取向对中美关系的解释,以期为理解中美关系提供一个知觉性的解释.基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本文归纳出了数个分析性假设.通过对中美在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时战略互动的个案例研究,作者对这些假设进行了验证,从而发现了导致危机不断升级的错误知觉的数个可能来源.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尝试归纳出一个解释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分析框架.     

地方性知识与东帝汶的国族建设

在尚未有效建立现代国家集权体制前,东帝汶就进入了吉登斯所说的"民族国家的全球时代",因而其国族建设历程与大多数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论述有所不同.作为在2002年才重新取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东帝汶既面临凝聚人心、建设国民身份认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任务,也需应对全球化对中央分权和地方自治的要求.本文在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梳理祖先崇拜、神灵信仰、非对称式联姻制度以及二元政治结构等东帝汶地方性知识体系,论证其在东帝汶的国族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东帝汶的案例说明,国族建设不能被简化为"技术性"问题,政治和经济属性无法替代国族建设的文化属性,而且国族建设需要"自下而上"的草根视角,地方性知识与实践至今仍影响着东帝汶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观念,也持续影响其社群关系和社会结构.     

"9·11"事件与美国保守主义

近年来美国政治风向在缓慢向右移动,保守主义有兴起之势."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保守主义运动.布什政府以反恐和国家安全为由,对内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强化社会控制,蚕食公民权利,扩大行政当局权力,并削弱立法和司法部门的权限.这已经引起美国公众的警觉和自由派势力的抵制.但预计近期内一个活跃而武断的行政当局将会成为美国的政治现实,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将受到一定限制,美国社会的宽容、开放、司法公正和独立也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虽然布什希望延长"反恐战争",重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但美国多元政治中的约束力量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从"进攻"到"防御"--美国公共外交战略的角色变迁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对国外民众的外交形式,即"通过情报信息和交流项目引导国外民众和舆论制造者,以提高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常设工具冷战期间成为进攻性的战略武器,为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冷战结束以后一度被打入冷宫,"9·11"事件后重新得宠,旨在解决"世界为何仇恨美国"的问题,实施对象重点放在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和应急性.但布什政府将"先发制人"与公共外交战略并重,发动"反恐"战争,将美国面临的挑战简单归结为与世界的沟通问题,兼之公共外交战略在操作上的文化差异,因而刚出茅庐即遇挫折实属情理之中.如何把危机公共外交转变为平时状态的公共外交战略,是今后美国政府面对的重大挑战.     

"新帝国论"与美国"整合外交"

近来,"新帝国论"频频出现于美国的舆论之中,包括美国一些重量级的美国学者、精英均在谈论新的"美利坚帝国".这种新帝国思想理念和政策取向的主要体现是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绝对领导、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新帝国论"的出现与美国历史发展轨迹和现实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决策者认为,"9·11"事件的发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情况相似,"最重要的是要抓住这一机会重新界定美国的利益和对国际机制的立场",并以"整合主义"替代"遏制政策".对于难以通过"整合"手段达到目的的对象,可采取孤立、遏制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但是,美国是否会面临历史上帝国最终都曾经历的过度扩张导致失败这一困境,尚待观察.     

霸权的困境--"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应该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现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应该通过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为未来世界制定秩序.它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而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