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任性”的发生机理与防控措施

权力的"任性"主要是权力主导者在行动权的认知上缺乏责任意识和民意导向,在控制权的认知上缺乏对权力边界的勾勒和厘定,造成了政府权力的随意性使用。因而,一个不"任性"又有为的政府,应当是一个民意政府,一个责任政府,更是一个有限政府。只有深刻理解权力"任性"的发生机理,树立全新的施政理念,实施有效的防控措施,营造有为政府的社会环境,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约束,实现良善的国家治理。     

试论政府权力理性化

现代民主政府应是理性化的政府,其根本特征就是政府权力的理性化,即政府公共地、理性地使用所获得的公共权力,把这种由人民主权所委托的治权资源高效而公正地用于公共管理、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政府权力理性化是政府权力世俗化、制度化与民主化、政府现代化的基础,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价值的公共化、权力配置的合理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化和权力行使的责任化。政府权力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政府权力资源的获得、安排、使用、监督等一系列公共治理活动中逐步彰显公共理性精神、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社会科学与和谐发展的过程。     

浅谈新形势下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权威

政府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的权力性因素逐步减少,导致政府的权力性权威明显弱化。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尤其需要加强政府权威。政府权威由政府权力性权威和非权力性权威构成,在其权力性权威弱化的情况下加强政府权威,最现实的选择就是大力强化政府的非权力性权威。     

基于权力视角的法治对象之辨

厘清法治的对象问题是当前我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法治国"的概念中,"国家"是法治的当然对象,在当代中国全面依法治国提出的国家、政府、社会三大对象中,法治"国家"是关系全局的重中之重。分析"国家"的本质可知,权力是"国家"的真正核心。作为法治对象的"国家",根本任务是将来自于人民的权力经由人民制定的法律实现权力的法治化,即:将权力的设定、赋予、行使、监督等权力运行全过程都纳入法治之下,以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程序治理权力及与权力相关的事务和问题。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论当代中国政府反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理念及对策

腐败是我国国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使行政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行政权力异化的必然及其危害以及对其在法律上的治理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极具挑战的大课题.本文通过对行政权力在行使上的恣意和异化动因之分析,深刻挖掘行政权力异化的实质根源,并在结合我国出台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及其工作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反行政权力异化的法律对策.     

正确对待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

面对社会各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声音，辨清政府的义务和权力，无疑成为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问题。政府是社会自身演化出来的必要实体，政府义务和政府权力都是为保障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而存在的。在政府职权和行为变迁的扩张过程中，从消极政府义务到积极政府义务、从被动控制政府权力到能动控制政府权力这两个原则，应该成为正确理解政府义务和权力的基本共识，而健康的政府权力和义务观念至关重要。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预防权力腐败的制度安排

社会资本理论关于行为者在社会资本运作过程中如何运用社会网络中资源获取个人利益的分析,能准确的说明权力是如何资本化,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是如何腐败的具体过程。权力腐败是腐败问题的核心,也是公共权力掌握者以权谋私,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社会资本理论有利于从根源找出预防权力腐败发生的制度困境以及科学预防的制度安排,具有建设性意义。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合理定位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阐述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人类思想理念中的发展和变迁 ,讨论了在不同经济体制下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得失。最后总结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垂直权力的优化配置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适应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垂直权力的有效配置。
　　垂直权力的配置是指在权力系统中各个层级主体之间的权力分配和行使。其主要有两种形式：垂直权力的分化和垂直权力的整合。垂直权力的分化主要是指对行政权力结构进行纵向的划分以实现政府的目标。垂直权力的整合是指为了实现既定目标，对各层级政府进行协调与整合，权力分化给各层级政府后，各层级政府要完成组织给予的任务时并且在完成任务时达到统一，通过对各层级政府的有效控制和协调，使权力机制能够良好地运行。     

从纵向权力架构到横向权力架构:关于"权力制衡"的深度思考

古今中外的政治体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制约方式,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总的结论是"对权力的制约力量来自此种权力之外的权力".这种"权力之外的权力"来自"纵"、"横"两个方向.从历史的宏观视角,纵向权力制约虽然具有局部的有效性,但从整个政治架构中却容易导致集权,从而失去权力制约的终极功效;横向权力制约坚持了对等时抗性、突显利益冲突、法治等制衡原则,能够有效地制约权力的膨胀,实现权力制衡.     

从“微软在中国”看全球营销中的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企业在全球营销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不仅仅是本国政府，更多的是目标国的政治状况以及政府吸引外资的政策、法规等环境。如何克服政治障碍，利用政治权力来带动企业的发展，将成为每个跨国公司制定全球营销战略的重点。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中国改革的权力——权利逻辑

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障碍。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权利观)的核心在于,权利决定权力,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向公民权利的回归是权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逻辑,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二元性对立在社会总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寻求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健全互动,一方面,必须促进公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破权利和利益勾结的格局,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依靠法律制约政府权力。     

"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逻辑

无论在何种语境下把握现实,技术、资本作为"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互动"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景观",但要正确理解两者的"互动逻辑"却绝非易事,它需要突破人类"底层思维"的局限,需要跨学科基础上的另一场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理解和塑造势必要提升到更高层次,那么,突破认识论的难点,深入理解"超级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要依托先进的自然科学,引入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大历史视野,在更新人类学叙事过程中,辩证地发挥"政治权力"与"超级权力"的作用。     

建立动态领导权力制约机制

领导的权力需要制约,但其目的并非消极的限制权力,而是对权力进行科学的管理,以实现权力的健康运行,从而遏制因失去制约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然而我国现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却相对低效。本文从动态的角度出发,以授予权力、运用权力、监控权力为流程,探讨如何建立领导权力制约机制。     

法治政府的思想基础:怀疑权力

我国已经确立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应的次级制度法治政府建设也在加速。对法治的知识考古说明,法律具有授予国家权力的作用,法治需要对权力的不信任。因此,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我们转变以往对权力的认识和态度。怀疑权力的正确使用是监督权力、限制权力的思想基础。     

公共管理模式嬗变的制度与权力走向

公共管理模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社会公共组织运用公共权力处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运行方式。从范式的演进路径看,公共管理模式大体经历了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工业社会的管理型和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等模式。从制度、权力走向的政治学层面剖析,公共管理模式嬗变是在价值选择流变中对官僚制这一制度根柢的修补和纠错,是公共权力返还于本源的过程。从制度和权力走向特征看,在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变中,我国政府选择主动反应式的社会设计模式,将公众价值观纳入政府偏好,并以冲突解决为公共管理模式变革的导向,合乎社会发展逻辑。     

善治视角下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

治理理论是20世纪末出现的一种新的权力构架理论,它主张通过分权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完成向社会回归。而对于政府权力的制约则是政治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NGO因为其本身具有的特点,成为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分权的一个重要载体,并且由于其体制外的身份,通过不同的途径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成为我国自律性社会的形成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助推器。     

权力场域视阈下的国际反恐与大众传媒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对反恐政府机构和军事力量而言,应当突破视媒体为"工具"和"武器"的惯性思维,首先将大众传媒理解为一个彼此争夺的"权力场域",面对恐怖主义的媒介化生存和反恐战场的拟态化存在,交手和占领媒体场域;而后认同大众传媒作为一支理性智慧的"反恐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从媒体权力构成,即依附性权力、生产性权力和资源性权力中发现、鼓励和倚借传媒施力,最终让大众传媒在防恐大业和反恐行动中发挥积极正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