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警察职能的进化、现状与宪法规制

虽然警察职能经历了近代化到现代化的演变,但其核心内涵:维护公安秩序与安全、保障人权的功能从未改变。警察职能事关警察整体功能的发挥和作用的实现,在法治国家中需要法律的明确回应与规范。我国当前的法律对警察职能缺乏明确界定,导致实践中部门法律间的冲突混乱、警察权运行中的泛化、异化以及警察执法权威不足、执法环境趋紧等问题,严重阻碍了警察职能的实现。从宪法的角度和高度审视警察职能,辅以必要的警察法律规制,不失为解决当前我国警察职能错位,改善警察执法环境的一种思路。     

略论我国的行政干预与警察规范执法

当前,警察规范执法面临着诸多困惑和阻力,其中行政干预对警察规范执法影响较为突出。行政干预与长期的封建集权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实行的是以人治为主、德治为辅的统治方式。实现警察规范执法,要增强党政干部的法治意识,强化规范执法保障,提高规范执法水平。依法行政和警察规范执法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选择,也是推动国家实现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     

价值的统领：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的一个视角

一国的法制价值是通过宪法来集中表达的。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他法律形式的规范内涵不得与宪法规范相矛盾和发生不一致,在法律效力上要低于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确认一个社会共同体终极价值基础的基础规范,是衡量其他法律的标准。     

以宪法宣誓有效铸就法治信仰

宪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最有最高的法律权威。确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尊崇宪法、维护宪法,向人民进行庄重承诺,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蓝图的实现。从宪法宣誓的价值意蕴来看,其彰显宣誓人对宪法至高无上地位的尊重,传达出任何人无论其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受宪法约束的理念;从宪法宣誓的法条逻辑来看,宪法第二十七条的三个条款之间互为关联、相辅相成,共同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制度的实现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高素质的人才必须有坚定的宪法信仰才能更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从宪法宣誓的信仰铸就来看,应当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履职行权。     

生命权保护的宪法学思考

宪法学始终是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把人权的保障作为重要内容的学科,而生命权作为人权的首要权利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是宪法价值的基础和核心,宪法保障生命权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法律和道德基础,为实现宪政国家奠定良好的基础。本文分析了生命权的宪法学基础,生命权宪法保护的内涵,在了解世界各国宪法对生命权的规定后,进一步论述了宪法保护生命权的必要性。     

宪法功能刍论

宪法功能区别于宪法作用与宪法职能,是一个由各种不同层级的功能所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的功能体系。由于传统分析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对宪法功能的研究中导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划分的分析方法具有相对合理性。通过该分析方法,可以将宪法的功能分为对政治国家的功能,即规范国家权力,保障民主的功能;对市民社会的功能,即保障人权的功能;和对法治的功能,即整合、引导、保障法治,推动法治发展的功能。宪法正是通过其复杂多层次的功能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来使得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纳入到宪法所构建的宪法秩序中。     

论宪法变迁的立论基础及其界限

宪法变迁是一个不同于宪法修改的独立的理论范畴.经济基础论、政治动因论、思想根源论是宪法变迁作为独立的理论范畴得以成立的立论基础.只有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内的宪法变迁才是正当的,宪法变迁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基本含义及社会现实的合理要求这三重界限.     

警察含义的宪法分析——兼议我国警察权的宪法地位

警察作为历史现象,其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从宪法条文入手,以宪政的角度分析警察的含义有助于厘清警察的含义。从部分国家宪法文本分析警察含义表现为一种行政作用或行政行为,其目的体现为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公民权利的保障;其功能通过法定的强制、指导、服务方式实现,包括警察的协助行政功能。结合我国宪法文本分析,我国的警察权的性质就是行政权,且警察含义中积极行政内容增多,应对其严格控制与规范。     

论通过新预算法的宪法实施

通过新预算法修订的宪法实施体现为两者内在的价值的一致与外在形式的统一,预算法修订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完善,更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内容。新预算法保障了公民基本的财产权利,规范了政府的财政权力,加强了人大监督职能,提升了民众的宪法观念,具有明显的宪法性,是我国迈向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目标的制度安排,是落实宪法精神与价值的具体体现。同时,新预算法也在相当程度上要求宪法的呼应,以在宪法层面予以修改与完善。     

宪法与政治--韩国总统弹劾案的启示

韩国总统弹劾案生动地体现了宪法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宪法虽然以规范政治主体行为为首要任务,但从实践中考察,宪法产生于政治冲突,并且在政治冲突中得到检验、发展和完善。宪法确立的民主宪政体制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前提,社会成员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法治观念是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核心,而全体社会成员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则是政治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