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人成才的梦想起锚远航

日前，农民工专家赵正义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到北戴河休假。成为中国2．6亿农民工中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第一人。作为国家最高科技奖．人们往往把这一奖项获得者与一流的教授、专家和学者相联系．很难与普通劳动者挂上钩。赵正义的经历充分说明．只要充满成才的渴望，坚定成才的信心，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人人都可以创新．人人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论人大权力与人民权力——关于人大制度的法理思考

“最高国家权力”与“国家最高权力”是有区别的概念.依我国现行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全民)才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是高于全国人大、也高于执政党和其他任何国家机构的权力主体.全民权力的“最高性”,在民主国家直接体现为全民直选权和全民公决权.在我国体现为全国人大由人民(全民)间接选举产生,要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民权力亦即整个社会主体的权力,高于各种社会组织与公民个人,因而也可以说是最高的社会权力.     

4、领导干部必须端正学风，增强创新意识

江泽民同志在接见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四次院士大会部分院士和外籍院士讲话时强调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又     

高技术呼唤高奖赏

容光焕发的吴文俊和袁隆平两位科学院士,手捧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证书和500万元奖金,站在江泽民主席身旁合影留念,这是在世纪之初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一个最为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此高规格的奖励,霎时间,似乎使其他一切奖项都变得黯然失色,也似乎在对高技术领域重奖的莫大关注     

我的三个老师

不久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李振声院士接受媒体访谈，说到有三位先生的学术报告和指导让他受益终身，这三位分别是华罗庚、钱三强和艾思奇。     

消除制约因素 提高创新能力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今年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提出，本世当己头20年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是：“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国家领导人制装背后的故事

新中国60周年阅兵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深色中山装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一种理解是，自开国大典以来，国家几代领导人在作为军委最高统帅主持国庆阅兵时，都放弃军装而穿中山装，是“不失传统。用意深远”。而事实上，作为国家领导人制装特供之一．每一件“国服”的背后，都“隐含”了中国意识形态的流变。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试论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的类型

关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的类型，各国学者提出过许多分类标准。我们认为，应从“当代国家类型”、“各国主权平等”和“国际主要矛盾”三个角度综合考虑，并以主权原则为主，来划分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的类型。     

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统一原则——中央“12条”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研究之六

本文从统一的角度解读中央12条的第六条,从而认识中国共产党处理我国民族事务的原则立场。文章首先指出:这一条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既吹响了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号角,又通过各族人民最高利益与国际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完美结合,实实在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社会主义祖国观的和谐统一。接着,从“中华文明古国历史发展与共和国民族根基的统一”、“最高利益与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规范的三元统一”、“坚持国家主权与反对干涉内部事务总原则的统一”等方面入手,逐层对第六条的原意进行了分析。     

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

通过系统考察国内外战略文化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学者们共同关心的研究问题是文化、战略文化、国家行为三者的关系，但是中外学者在研究方法和所持观点方面表现出很多不同。国外学者集中研究的是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并且较多地采用了实证的方法。对于战略文化与文化的关系，他们认为战略文化与一国主流文化不一定一致，对其国家行为来说，一国的文化、战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起一种象征性话语的作用。中国学者则认为，一国主流文化必然决定其战略文化，战略文化必然影响其国家行为，因此在研究中比较平衡地兼顾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内化程度”是衡量文化作用水平的重要概念，深入探讨这一变量有助于推动目前的战略文化研究。     

一月时事

习近平出席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并发表讲话 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纪念日。上午10时，习近平、俞正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1000多名各界代表一起参加纪念仪式。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这也是首次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在“七七”这一天参与官方纪念。     

张志林教授风采

张志林，男，1957年生，重庆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外国哲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分析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全国科学技术哲学重点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全国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在全国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任兼职教授、研究员，其中任福建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人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学术专长：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科学思想史。张志林教授于1992—1993年在英国牛津大学作高级访问与合作研究，任牛津大学林纳克学院高级研究员，获得英国皇家研究员奖学金奖，享受牛津大学学士院院士待遇。承担过各级科研项目(包括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和教育部重点项目)，已发表论文、论著数十篇(部)。代表性学术专著有《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和《技术解释研究》等。获得过包括金岳霖学术奖、全国青年优秀社科成果奖和广东省优秀青年科学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奖。张志林教授风采     

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新型国家构想的探讨

本文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消亡”，是指国家作为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的性质和职能的消亡，而不是指国家作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机关、从而国家本身的消亡。因此，在未来社会，消灭了阶级以后，国家仍将存在。马克思构想的新型国家，其经济基础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政治形式为“社会共和国”。这一构想实际上向我们昭示了构建新型国家的五项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社会原则，经济和效能原则，以及相对集中与自治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的“社会共和国”构想给予我们最富有现实意义的启示是，既要使国家权力复归于社会，又要让国家承担必要的公共管理职能。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和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战训合一”模式研究——兼谈我院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建设与改革

在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上要牢固确立“四个意识”即“证据意识、侦查意识、诉讼意识和法律意识”，做到三个“贴近”即“贴近基层，贴近实战．贴近需要”，将学生培养成为“面向公安实战，面对现场勘查，面向社会实践”的具备现场勘查技能和专门知识的专业学科人才，从而打造出学院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以更好地为侦查破案和起诉审判提供线索和证据，为贵州公安司法实战输送和培训合格的刑事技术专业人才，对贵州公安司法实践作出应有的贡献，实现学院发展的总体目标：“将学校建设成为贵州公安司法干警的培训基地，培养21世纪新型警官的摇篮，贵州公安刑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资料中心。”     

今年起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行回避制度

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国家安全研究要论从史出——读韦祖松先生《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的先祖虽然没有在汉语词汇中留下“国家安全”这个名词，但他们却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特色的诸多术语论说和实践着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事务。像“家国天下”、像“居安思危”、像“富国强兵”，像“上智为间”等，这些在韦祖松先生所著《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到的概念，都体现着中华先祖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智慧，代表着中国古代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学术思想。     

法律视野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职能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国家职能的研究一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尤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职能”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索讨更是缺乏。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这种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国家职能有清醒的认识。这样才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前进的步伐,从而在政治体制改革及设置国家与地方机关的机构方面具有科学的依据,并为依法行政创造条件。     

用人如器，才尽其用

汉宣帝时，大臣王褒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圣主得贤臣颂》，其中说：“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而就效重。”就是说，有才干的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如果所任用的是个贤人。那么国家就可以很容易地走向安定繁荣，如同工具锐利了，干起活来既省力又功效大一样。古人早已经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了，而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普遍共识的今天，人才的重要性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工厂、企业，人才都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人才强国战略”成为新世纪我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战略。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当代科技与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互动往往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革命性的、可能对人类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的技术的出现，常常会带来伦理上的巨大恐慌；另一方面，如果绝对禁止这些新科技，我们又可能丧失许多为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新机遇，甚至与新的发展趋势失之交臂。”①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在我们身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非难以见到。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武汉晨报》的一则报道正好可以为证。该报道说：同济医学院计划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