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整体性治理理论应用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已然进入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也遇到许多新科技背景下的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为应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悄然地进入中国。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技术手段、我国现状及自身特性等四个维度分析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我国应用的可行性,并从数据分析、信息服务、数据共享等三个方面将大数据技术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起来探索治理路径,以期更恰当地应用整体性治理理论解决政府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政府治理水平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探究

目前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主要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这种模式细化了监管领域和监管环节,有利于提高专业化行政能力,但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监管的碎片化。整体性治理着眼于政府内部机构的整体性运作,主张从分散走向集中,从破碎走向整合。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检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构成、运作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重塑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基于河长制的实践路径

河长制是中国解决复杂河流治理问题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全面推行河长制,使其更好地嵌入于河流治理的结构和过程,是推进河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分析数字技术何以为河长制的有效落实赋能,对提升水环境治理效能、促进我国水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构建数字赋能水域生态治理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协调机制、整合机制、信任机制,并基于三大机制阐明数字何以为河长制赋能。提出建立数据支撑平台,开辟河流治理新局,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调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完善整合机制,构建共容利益、健全信任机制等四大实践路径。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服务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碎片化和分散化日益成为阻碍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突出问题。基于＂服务三角＂模型框架设计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完整结构,对于推动城乡及区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困境与出路:我国跨域危机治理的现状考察——以整体性治理为视角

当前,我国处于风险高发期,各类危机频发且越来越表现出跨域特性.在现有的危机治理体制下,我国的跨域危机治理陷于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困境中.“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矫治碎片化问题的新理论,为整理我国跨域危机治理碎片指明了出路.因此,我国的跨域危机治理应当根据“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要求,塑构整体性跨域危机治理体系,实现跨域危机的良好治理.     

新时代京津冀协同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关键变量的分析框架

整体性治理理论对公共管理的跨界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协调和整合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五年之际,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可以看出,京津冀在协同治理取得进展的同时,还面临治理目标粗犷、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客体失衡、治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利益、资源等显性因素的影响,又有社会资本、文化等隐性因素的影响,还受体制、制度等共享因素的制约。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平衡地方利益,培育合作文化与社会资本,建立跨域协同治理机构及差异化绩效考核制度,建立资源协调的跨域协同治理网络。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论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一个基于行政生态的框架性考量

整体性治理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观和行政方法论的统一,其实质是为应对外部行政生态的新发展,并基于对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武的深刻反思,对政府内部治理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性再调整.要实现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我国的现实行政生态有清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可以遵循外部行政生态--理念--权力--职能机构--手段的改革路径,逐步推进整体性治理的本土化制度创新.     

论推进县级政府应急处置能力现代化的四个维度——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对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挑战了政府组织合法性。本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治理导向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治理机制现代化和治理目标现代化四个维度解构我国县级政府在后疫情时代下应急处置能力的现代化,并以S县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进行深锚,展现了后疫情时代政府应急处置的协调整合性。政府始终秉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治理导向;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的整体性组织,并细化为以各级党委为核心的多元治理主体;多元治理主体通过协调机制和整合机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实现了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治理目标。     

整体性政府与后科层制——行政集中执法改革的案例研究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研究以J市F街道集中执法改革为个案,探索了集中执法改革背后的治理逻辑及其效果。研究发现,J市F街道集中执法改革暗合了整体性政府理论与后科层制的政府扁平化思想,由其衍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对于缓解乃至解决现有体制的多头执法、部门推诿扯皮、"上面管到看不到、下面看到管不到"等弊病的效果明显。     

美国地方政府治理及对深圳的启示

一、美国地方政府治理现状及其特点 美国有三级政府,除联邦和州之外的所有政府都被称为地方政府,而三级政府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百衲被（crazy-quilt）＂是对美国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形象概括（形容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主要基于以下理念：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由于人们的价值偏好不同,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需求也各不相同,为了尽可能满足不同公民的不同消费需求,应该允许他们选择能满足其消费偏好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     

组织如何选择协作方式？——来自“双碳”目标实施的纵向案例考察

协作是组织运行的基本形式。那么,科层组织是怎样选择协作方式的？为何在同一领域,不同时期的协作方式会发生变化？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通过引入“时间”线索,运用因果过程观测法对中国“双碳”目标实施过程中的部门间协作方式进行梳理。案例显示,协作方式是任务环境、职责属性和交易成本相互影响的结果：任务环境是协作方式转换的启动因素,职责属性和交易成本分别构成了协作方式选择的内在约束和基本考量。长远来看,分工与协作的基本矛盾无法在组织层面得到根本调和,应重视文化层面的部门间伙伴关系培育。这些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厘清了不同协作方式之间的关联机制,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层组织协作研究建构起更加完整的解释图景,同时也深化了对于转变政府职能的思考。     

构建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的微观基础——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

目前,区域发展的理论根基主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中各种非理性因素和环境的制约。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需要在京津冀一体化的框架中去谋划发展,对整体性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整体性治理并不是纯粹技术、组织或制度层面的,还是心理、信心和预期方面的,对个体和组织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同样重要。以雄安新区为例,探索构建区域整体性治理的微观基础,从决策、投入、执行和绩效等层面引入来自行为科学的洞见,可以为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的发展提供新的启示和参考。     

大数据时代城市社区治理新探索——成都市成华区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大数据技术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科技手段,成都成华区针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情况,把大数据技术运用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一是收集数据信息,建立社区服务信息库;二是建章立制,实施社区网格化服务;三是整合政府部门职能,畅通政务服务通道;四是构建社区服务体系,创新社区治理方式。通过大数据创新城市社区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社区公共服务效能得到极大提升;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明显增强;社区居民公共服务制度不断完善。成华区的实践探索,使我们得到三点启示:需要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对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的认识;大数据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必须转变思维与更新理念;大数据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必须创新治理方式。     

非常态治理:关于建立"准大部门制"应急管理体制的思考——来自烟台市的调研报告

非常态治理是政府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建立一个良好的应急管理体制则是实现政府良好的非常态治理的一个必要前提.本文通过对烟台市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目前我国政府的应急管理体制尚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建立一种"准大部门制"的应急管理体制,以适应当前我国政府应对越来越多突发事件的需要.     

实现共同富裕可复制性的区域整体性贫困治理经验——以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是中国特色贫困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以跨区域整体性治理为特征的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业已成为我国深度贫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这种整体性治理通过跨区域布局的整体性治理、跨区县协作治理、跨部门多元联动、农民变市民的城乡观念转型以及跨服务半径的基层协同治理等方式的联动与聚合,在深度贫困区实现了长效脱贫目标。贵州省铜仁市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治理,以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整体性治理实现了治理绩效的最优化,通过城镇化集中安置实现区域产业集群化,通过精准就业和城乡福利保障的对接实现搬迁群众的福利最大化,进而实现了深度贫困区从就地被动脱贫向主动长效脱贫的模式转型,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