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监察委员会为的是啥

设立由人大产生的监察委员会,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这是因为:监察委员会"位高",行政监察升格为国家监察;监察委员会"权重",解决监察全覆盖不够问题;监察委员会"有力",有望破解反腐力量分散现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体系设计要体现党的绝对领导,从组织体制上确保国家监察职能在纪委监督框架下开展。     

中国历史中的监察制度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监察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从先秦到秦汉、三国、隋唐、宋元直至明清和民国,不同时期的主权者为选拔、任用、监督官吏和整顿吏治,都建立起了具有独立组织机构和明确职能权限的监察系统。回顾中国监察制度发展史,重温其中的制度化监察理念,在中央开启的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有序推进的当前阶段,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

正监察体制改革虽然将带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剥离",但目前尚难以得出检察机关宪法上的法律监督地位将发生根本改变的结论;而且从实际的立法进程来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和作用还存在继续强化的可能。监察体制改革开展以来,虽然整合的是行政监察与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但由于人民检察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之一,也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加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根本政治制度,所以监察体制改革也必将导致现行政治体制的重大变     

试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职能及其制约——以职务犯罪侦查权为视角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检察机关移转至监察委员会,打破了长久以来职务犯罪侦查分工模式,对刑事司法领域影响深远。由监察委员会发动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拥有主体地位高、资源集中、手段丰富等优势,但仍存在程序运转不严密和人权保障程度低等问题。监察委员会位高权重,对其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则成为改革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除却人大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传统方式,应添加律师参与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等刑事程序内的监督方式,以保证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基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监察法规的类型化构造

正监察法规与以往的行政监察法规截然不同,不能套用现行国家立法体系中的"法规"概念,也不宜笼统地认为其属于党内法规,而是国家监察法规与党内监督法规高度交叉融合的一种新的制度规范体系。监察法规是党和国家监察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有效制约和监督公权力,实现腐败治理的整体性效力。监察法规的规范目的、规范属     

试论行政监察的地位

行政监察是指由政府系统中行使监察权的专门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行的专门性的行政监督活动，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自律性监督。行政监察是行政管理运行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和基本环节。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渊源流长，自古以来，监察官员有“钦差大臣”、“见官高一级”之传说，对人们的影响较深。纵观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有如下三个基本特点；一是组织体系完备，权力职能明确；二是政治地位突出，行权自主独立；三是充当皇帝耳目，权力过大过滥。以古鉴今，我国现代的行政监察制度政治地位不够突出…     

监察体制改革与反腐红利

行政监察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其权力的行使受到行政系统内部各种力量的掣肘和制约,难以发挥监察行政的作用。从行政监察转向国家监察,监察重点转向惩治和预防腐败,这是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涵。     

行政处分与政务处分并行的现实问题与完善路径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政务处分作为一种新的处分类型出现。但政务处分的出现在整合处分权、实现对公权力监督全覆盖的同时,也导致了原行政监察权空置;政务处分与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处分的界限不明、衔接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机关公务员为对象,在行政处分与政务处分并行,同党纪处分、刑罚处罚共同构成处分体系的前提下,可以尝试以行政机关承接原行政监察机关职能、发挥行政机关对监察机关的实质监督与制约效能、改变政务处分与行政处分择一适用的标准等方式,通过制度设计解决政务处分出现后所产生的实践问题。     

国家监察视阈下谈话制度的运用与完善

"谈话"是监察法所确定的十二项法定调查措施之一,然而"谈话"作为一种制度,是对传统诉讼法以及行政监察法的超越,是监察法的一项全新创设。谈话制度贯通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兼具监督、调查和处置三项功能。在监督阶段,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必须经常、大量运用谈话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预防腐败,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在调查阶段,谈话是问题线索初查核实的主要手段,在正式调查中可以有效配合其他调查措施提高调查的效率和效果;在处置阶段,四种谈话处置方式可以作为党纪处置独立适用,也可以附加适用,构建起宽严相济、软硬兼施的监察处置体系,实现纪法衔接、纪法协同。     

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镜鉴

我国已正式拉开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大幕。中国监察体制发展历史悠久,当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能忽视这一本土资源。这一改革须高度重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独立、非地方化的权力监察体系,在对监察官员权力的保障、对监察机关自身的监督等方面有独到的经验,但也存在法治不足、过度依赖皇权、权力边界模糊等问题,值得我们今天镜鉴。当代中国监察体制改革,要遵循统一化、独立化、非地方化、法治化、民主化原则,对监察机关自身也要实行有效监督。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认识、增强信心,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新时代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一直思考和谋划如何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在强化党内各方面监督的同时,更好发挥监察机关职能作用,强化国家监察,把公权力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路径的选择

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尚不健全,在介入方式、介入程序、介入范围等方面不够完善,检察机关在监察执法领域的法律监督职能弱化。重构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工作机制,要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战略部署为指引,以法律为依据,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衔接配合同监督制约并重。在路径选择上,要建立受邀介入和主动介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大检察机关介入监察执法案件的范围,保证检察机关在程序上能够实现对监察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适时建立留置必要性审查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的演进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从注重发动群众参与监督,演变为着力构建公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二是从职责范围相对宽泛,演变为以聚焦反腐败为主责主业;三是从以进行检查、提出建议为主要履职方式,演变为行使调查、监督、处置三大权力。建国以来监察制度发展的经验启示我们,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必须明确五大目标:一是必须构建集中统一的监督体系,整合分散的反腐败资源力量;二是必须提升履职的专业化水平,着力解决职能泛化、方式固化、作风异化、功能弱化等问题;三是必须增强监督工作的独立性,增强行政违法监督和腐败犯罪查处的内生动力;四是必须确保反腐败的法治化方向,破解监察手段运用的法治化难题;五是必须实现反腐败机制高效运转,构建统一决策、一体化运行的工作模式。     

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为了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和各级官吏在职勤政、严格执法,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具有依附于皇权、行政监察权自成体系、监察官员的任用管理制度严密、以规范的监察制度规制官吏等特点。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行政监察制度为皇权而存在决定了这一制度的根本局限性,但当今中国中央集权前提下的行政监察制度仍可以吸纳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的合理因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点浅析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机构设置存在若干缺陷,如独立性、权威性、制约性和透明性不足等问题,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反腐形势要求。为此,国家以监察体制改革为突破,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拟成立新的反腐败机构——监察委员会。这一反腐败机制体制将优化执政党和国家的职权关系,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利于增强反腐败斗争的整体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机遇、挑战和出路

监察体制改革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直接在体制层面带来检察职权的重新配置。对检察机关而言,这一权力调整将直接影响检察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效果。侦查权的剥离将促使检察权向法律监督的司法本位回归,因而构成未来提升检察公信力的机遇;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挑战并非其侦查权的剥离,而是长期以来的侦查中心主义痼疾,监察体制改革有可能强化侦查中心主义的逻辑。为此,有必要确保监察体制改革在法治的轨道上展开,并利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驯化"侦查中心主义,才是未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出路。     

中美警察行政监察制度比较

美国各地警方在推行廉政建设、遏制违法违纪特别是腐败行为的对策上有共同性 ,主要表现在注重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建设、注重严格执行法纪、注重全面监督、注重高薪养廉等方面。与之相比 ,我国的警察监察制度既有优势 ,又有薄弱环节。中美两国的警察行政监察制度和对策具有互补性 ,我们从美国警察的行政监察战略和措施中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正3月1日出版的第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文章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促进执纪执法     

国外议会监察专员制度

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起源于瑞典。1713年瑞典国王查尔斯十二世因瑞俄战争（1709年）战败，逃到土耳其，致使国内政治腐败，危机四伏。他为了控制瑞典的政局，任命了一位亲信作为自己的全权代理人，监察皇家官员，并称其为议会监察专员。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正式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一直为瑞典独家所有，直到20世纪初，才被世界其他国家所借鉴。目前世界上大约有70个国家或政府设立了国家、州或省级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议会监察专员”一词也逐渐成为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或申诉专员的代名词在国际上通用。     

法治视野下的国家监察体制与审计体制改革

<正>把重大改革纳入法治轨道,是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高执政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需要。近年来,我国各项改革风起云涌,其中最具政治属性和宪法范畴的改革就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审计体制改革。那么,如何比较这两项改革以及如何从法治视野进一步推进这两项重大改革呢?本文就此作了一点粗浅的探讨。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次依法治国的表率之举如何在国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中,按法治的思路和方式把党的主张有机的转换成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