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革历程

我是1998年加入民革的，至今11年了。在这11年里，我连续担任了4届政协委员。政协这个大舞台，不仅放大了我的人生价值，而且，使我面前的这条金光大道越走越宽广。     

在统战工作中丰富人生

2005年5月，我由江西省南丰县委书记调任为抚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对于一个在县长、县委书记工作岗位上有着11年经历的我，原以为统战工作是相对轻松的，然而7年的统战部长经历，却让我深深感到工作的繁重与精彩，这是我人生中一段宝贵的历程。     

轻舟满载海峡情

台湾的航海节。1991年春节前夕，我被外派到一艘巴拿马籍的远洋船上工作，这艘船奉命驶进台湾的高雄港。在那里，我得知每年的7月11日为台湾的航海节。     

从边远海岛到两岸同胞共同家园——台商薛清德的两个11年

<正>2022年，是台商薛清德来到福建省平潭岛的第22个年头。回首自己的平潭时光，他将这22年“对半”分成两个阶段。“我在平潭的前11年，海岛偏僻、落后，平潭人靠着拼搏精神对着天干，克服种种困难；后11年是平潭建设两岸同胞共同家园的时代，我也是参与者。”薛清德告诉笔者。     

代表尽职没有“捷径”

我从2003年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起,迄今已有11年了。这11年,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有了重大转变和发展的11年,是国家社会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的11年,也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11年。     

心灵怎么小康

这几天，我接连听到几个故事：其一，是一个女孩，从大二开始到毕业后参加工作，整整11年没回老家看过父母，其理由是因为当年离家时抛下的豪言——不混出个人样决不回家。她所理解的“人样”，是包括有车有房有如意郎君和好工作，说白了就是有让父母向亲戚朋友们炫耀的资本。于是，11个春节，她都是在凄清冷寂的状态下度过的。11年，她和她的父母错过了很多亲切而温暖的东西。     

交流平台

我工作了28年，从70年代中后期一个乡党委副书记到现在担任雅安市委副书记，短短的28年中组织调动过11次，工作经历了10个不同的地方和12个不同的任职岗位。不同的岗位调整，不同的从政环境，熔炼了我坚强意志，信念、勇气和技能，使我能时刻把握自己。因为我不会忘记“你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要听党的话，要有点出息，要为老百姓干点实事”——这是我父亲、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临终时给我的希望。而正是通过交流，     

屌丝化的一化

在2013年的光棍节之际．中国某大学的“11社会学光棍”在女生宿舍前打出雷人的红色横幅：“今天你把我拒绝，来日我娶你女儿。”这一横幅的照片，在网络一度颇为走红。“愤青”“蚁族”“席丝”等等用语，在中文网络世界层出不穷。     

忆友韶东

5月12日中午，电话铃响，是韶东兄的公子启钊从上海来电话说，他父亲在上午11时病逝。这不禁使我大吃一惊!因在不久前韶东还在电话中告诉我，看到北京台湾会馆展出我父亲的照片，同我十分相像；又说去年他再次获得上海市老年乒乓赛冠军。韶东虽年至九秩，但瘦小精干，行动矫健，是我们这代大陆台胞中极有望迈进期颐之年的一位。但怎么会突然间就撒手人寰了呢？!     

那满床的香烟

来到延安，终于看到了当年亿万青年向往的宝塔山，自然要去一系列革命故居。从一个窑洞出来，又走进另一个窑洞，我弄清了自从1936年12月18日红军占领延安，到1947年3月18日撤离这11年3个月中，那一代伟人们所走过的足迹。     

气候变化与中国应对——亲历德班气候变化大会

2011年11月28日-12月11日，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南非东部的海滨城市德班召开。我作为今年新加入的中国代表团一员参加了本次会议，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根据规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即公约缔约方大会和议定书缔约方大会）每年举行一次，     

我的笔耕乐

我是部队的一个退休干部，人虽老了，但不愿闲度余生，在唐山市路南区友谊街道自告奋勇当上了业余通讯报道员。从1986年至今，已有11年多。在这期间，我一手拿笔，一手端相机，奔波不停，先后在《人民日报》、《求实》杂志和各级电台、电视台等全国140多家新闻单位刊用稿件2200     

用利益分配化解生态难题

《民主与法制》2014年第11期《谁来负责生态补偿？》提出了为生态补偿“买单”的概念，实质是通过利益分配来化解生态难题，这让我想到了我国受损严重的海洋生态环境。     

万里追婴

闹市拐婴案 “警察同志。救救我的孩子吧。”2008年11月8日上午11点，一位妇女跌跌撞撞地跑到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城西派出所报案。从这位妇女断断续续的哭诉中，值班民警了解到这起拐婴案的始末。     

加班途中出车祸算不算工伤

我是到沿海打工的四川民工。2004年9月11日晚8点，公司说有急活，叫我赶紧去加班。我扔下饭碗，骑上自行车就赶往厂子，途中被一小包车撞残。在争救和随后治疗中，我自己垫付了一大笔钱。为此，我找到公司领导，要求申请工伤，可老板说，这又不是正常上班，不算工伤。请问主持人，我加班途中出车祸，到底能不能算工伤？如果公司不理睬，我能否直接向劳动部门提出申请？从发车祸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各种费用该不该由公司出？     

“九二共识”名词的由来及其意义

近来台湾政坛就“九二共识”议题争辩得不可开交，这不免让我想起了11年前的有关往事。     

文化振兴，不劳政府插手

“最近，所谓‘文化大国’，好像是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这是易中天先生在《文化大国，是否可能，如何可能》（2010年2月11日《南方周末》）一文中的开场白。易先生的观点我非常认同，唯这句开场自传递出的信息，让我好生纳闷。假如那意思是说：政府决心像狠抓经济那样，把文化振兴当成GDP来抓，当成三峡大坝般的超级工程来建设，同时还坚信只要领导得力，措施和资金到位，中国就有望重拾文化大国的信心、重建文化大国的辉煌，则我不得不唱唱反调——当然，假如会错了意，下面的话算我白说。     

劳动者的故事：——献给五一国际劳动节：外来务工者、城市清洁工顾邦兰——辛勤装扮“我的家”

顾邦兰，1993年随丈夫从老家江苏省南通市滨海县来上海打工，一干就是14年。从事保浩工作11年来，顾邦兰从来没有回过老家过年，家里还有两个刚上中学的孩子，可她总是笑着说：“上海需要我，道路保洁不能没有我。”     

10年，爷爷从未离开

2003年4月11日，我永远无法忘记那天放学回家后听到爷爷去世的消息，那一刻心中无限的失落与悲伤。如今，10年过去了，每到4月，就会想起我童年和少年时与爷爷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     

一场特殊的战斗

作为上海赶赴四川灾区的第一批救援人员，我终生难忘这一场生与死的对决抗争。我是在被窝里接到紧急命令的，那是13日深夜11点。20多分钟后。我就从家里赶到单位，没带任何东西，也没顾得上和父母道一声别。对我们特警来说，这是常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出现在最困难、最危险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