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司法适用问题析解

针对我国修订后的刑法典关于污染环境和破坏自然资源两类犯罪的新规定，本文就与环境犯罪定罪相关的如下问题作了分析探讨：１、环境犯罪对象的认定；２、定罪情节的认定；３、主观罪过形式的认定。     

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对三起终身监禁案例判决书的剖析

三起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例,勾勒出了司法实务中适用终身监禁的量刑标准,包括对象标准、数额标准与情节标准。但是,这三份判决对于终身监禁适用标准的具体认定存在着数额标准过高、犯罪情节认定不清、量刑界限模糊等问题。一方面,应当制定更为合理的司法解释,明确终身监禁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司法机关要重视非数额情节的认定。     

贪贿案件“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的法理分析及认定

司法实践中,办理贪贿案件一度错误地运用“扣除法”进行数额认定,原因是对“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的刑法意义存在模糊认识。基于犯罪构成理论和贪贿犯罪立法主旨的探讨,该情节属于犯罪既遂后赃款去向的内容,仅可作为酌定从轻的量刑情节。我国应建立被告人证明责任制度,在被告方辩解并提供证据证明有“赃款用于公务支出”情节时,法院应尝试运用优势证明标准,围绕证据“三性”综合全案进行具体分析认定。     

治理与回应：弱人工智能视野下网络犯罪的行为类型与规制

弱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犯罪的行为模式可划分为五种类型。目前刑法规范可解决大部分前述犯罪的罪责认定,但也存在部分罪名法定入罪情节的认定标准模糊、对与犯罪行为具有同等危害性的不法行为的规制出现立法空白、牵连犯新旧处罚思路间产生冲突等问题。对此,应明确规定部分情节犯入罪认定标准,妥善处理刑民交叉领域行为的管控方式,对牵连犯的处罚遵循个案评价原则。     

贩卖、运输毒品罪中对象认识错误的司法认定

具体的对象认识错误,并不阻却行为人犯罪故意的成立,但应区分"概括的故意"和"确定的故意"认定其量刑情节。抽象的对象认识错误,不阻却犯罪性质的认定,但影响到其犯罪形态。对于将毒品误认为是合法物进行贩卖、运输的,在排除行为人对毒品和违法性认识的可能后,一般不成立犯罪故意。     

浅谈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认定和处理

对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理是从严打击该罪的前提。在认定该罪时,必须正确理解“明知”的含义,同时全面考虑犯罪情节、犯罪数额、危害后果等因素;在处理该罪时,要严格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加大打击力度,同时注意罚金刑的适用。     

论自首的认定及对处罚的影响

自首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由于犯罪的情形复杂多样,自首的形式同样复杂,自首的认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同时,自首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涉及到对自首犯如何裁量刑罚的问题。因此,正确地适用自首制度,认定自首情节在整个量刑情节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法溯及力原则中“不认为是犯罪”之认定

刑法溯及力原则中“不认为是犯罪”的认定除了根据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外,还应特别注意新旧刑法对空间效力、限制责任能力人犯罪追诉时效、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类推制度、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及对构成犯罪的要件、情节、条件的不同规定。     

《反有组织犯罪法》第67条的教义学阐释与规范适用

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情势日趋严峻,《反有组织犯罪法》相关条文的司法适用问题亟需解决。本法第67条是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从重追究刑事责任的重要法条依据,然学界对此缺乏必要关注,致使司法适用中对具体情节认定的把握不清,易使该规定虚置,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对该条文进行规范层面的阐释及司法适用层面的讨论。具体而言第一,发展行为可能表现为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组织行为、领导行为以及积极参加行为,应以结果不法的标准认定。第二,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行为与刑法相关条文存在罪名适用范围和情节性质上的差异,且行为的认定也应当根据涉案未成年人有责性的具备与否,进行具体情形的区分性判断。第三,在有组织犯罪的具体语境下,应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含义进行扩张,将涉未成年人有组织犯罪行为融入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刑事规制体系中。     

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认定的有关问题

“金税工程”全国联网以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得以有效控制,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犯罪却迅速蔓延开来。司法实践中,认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事实,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应当界定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范围;其次认定是否存在虚开行为;第三,正确认定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犯罪的后果。     

经侦信息化实战应用问题研究

经侦信息化实战是指在经济犯罪侦查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实现破案的战术或者战法。进行经侦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打击经济犯罪,为实现经侦破案提供帮助。经侦信息化建设是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经侦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更加注重经侦情报导侦机制建设,加强经侦特色信息采集工作和全警信息化应用能力的培养,在侦查中不断地总结技战法。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比较大的争议:一是多人分别实施虚开与骗税行为如何适用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二是虚开数额的认定;三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与其他相关犯罪的竞合问题;四是单位和自然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认定。     

伪造有价证券罪法益比较研究

刑法规定伪造有价证券犯罪既是为了维护国家关于有价证券的管理秩序,更是为了透过秩序的维护来保护有价证券的真实性以及有价证券的公共信用。伪造有价证券罪的法益是有价证券的公共信用以及国家对有价证券的管理秩序。     

以经济分析法论侦查效益与犯罪防控

对刑事侦查和犯罪预防与控制进行经济分析,是用效益所体现和蕴涵的理性价值反衬现实侦查制度的缺陷与不足,理性思考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社会效益与科学性,并以效益理论为指导,对社会资源加以优化配置,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安定的目的,同时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功能和必要性提供经济学视野的理论支撑。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性刑事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罪中的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其罪数,一般共识是处断的一罪,这既考虑了司法价值判断,又考量了罪刑均衡的要求。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有组织犯罪的防治对策

有组织犯罪是国际社会面对的严重问题,也是我国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必须正视的特殊犯罪现象。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有组织犯罪有它产生的特定原国。中国加入WTO是社会转型的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寻求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有组织犯罪的产生原因及防治对策,对于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价值取向

随着环境污染犯罪的日益繁多和复杂,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制度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责任制度的价值取向是遏制环境污染犯罪,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保护生态自然环境和保护公民环境权。     

法理视角: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正当性根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惩治腐败的一项过渡性罪名,是刑事立法的一种必要之举,也是无奈之举.该罪自设立以来,就受到学界多方诘问,尤其是其法定刑,被普遍认为过低.通过对该罪的逻辑结构、价值蕴涵以及行为性质等方面进行剖析,厘清该罪法定刑的正当性根据,我国不应提高该罪的法定刑.     

私分国有资产罪研究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现行《刑法》第396条规定的罪名。该罪设立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其流失。探讨该罪的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是否单位犯罪等问题,便于解决该罪的司法适用以及在立法上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