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中的几个问题

制度变迁带有路径依赖性质,俄罗斯体制转型经历了很长的时期,从新经济政策转向计划体制,又试图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转型的效果都不好,苏联时期转型的最大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同商品市场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改革只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修补,从戈尔巴乔夫后期开始推行激进的转轨,最终导致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全面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只有“休克”没有“疗效”。俄罗斯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论析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俄罗斯的转型无疑会为政治学的发展,特别是为"转型政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丰富和新鲜的材料。在俄罗斯政治转型即将20年之际,有必要在一个研究项目中搭建起一个分析框架,对俄罗斯转型过程进行剖析并对其发展脉络做出梳理。本文认为,可以选取国家治理为研究主线,分析观念的变化以及观念对战略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这能够揭示俄罗斯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厘清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俄罗斯发展的深层制约。本文概述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研究缘起和内容。研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展现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利益分配变动,探讨俄罗斯社会结构与经济以及政治制度互动发展的进程,对揭示俄罗斯发展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俄罗斯经济追赶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现代俄罗斯的崛起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三百多年起伏跌宕的历史过程中,俄几次崛起,几次中落。贯穿在俄历史中的主题只有一个——赶超。俄每一次的中落和崛起都是一次制度变迁的过程,而制度的转型只是追寻强国梦想的一种手段和表现。本文借鉴了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理论框架,试图对俄罗斯的经济追赶和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进行解读。     

论俄罗斯新制度安排及其特点

现阶段,俄罗斯基本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正在努力构建一种与俄罗斯本土价值观念相适应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的基本特点体现在“可控的民主”与“可控的市场”,它们被认为是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这一制度安排的产生基于以下社会背景：第一,叶利钦时期所推行的“自由式”的制度安排,被俄罗斯转型10多年的实践证明在俄罗斯行不通；第二,普京治理国家的理念及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的推动；第三,“可控式”制度安排是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体现,并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及其未来崛起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在这种推断的基础上,本文对俄罗斯“可控式”制度安排及其主要内容和具体表现,以及它对于拉动俄罗斯经济增长、促进俄罗斯崛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试图给出一个结论：俄经济发展将有可能沿着具有俄罗斯特征的“可控式”制度安排的方向演进。     

从“转型性贫困者”的形成看俄罗斯转型期的制度及个体适应性问题

俄罗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转型性贫困者”,相对于转型前的贫困者可简称其“新贫”.这一群体不但成份特殊而且人数众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原苏联时期属于中产阶级核心群体的知识分子、国家公职人员和骨干技术工人.“新贫”的出现,使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数量在改革初期一度达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新贫”的社会职业以及生活特征来看,他们属于相对贫困或者说是边贫困.这一群体的产生反映了俄罗斯转型期制度体系中的深层问题,其中分配制度不公平、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保障措施缺失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这一群体出现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群体本身也存在着没有很好地适应新形势等一些属于个体方面的致贫因素.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与转型性经济危机

俄罗斯经济转型问题研究是一个宏大的学术问题。视角不同,逻辑路线和问题设定将有很大差别。本文主要从制度视角展开对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绩效特征进行概括性分析和描述。分析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罗斯转型性经济危机是转轨的政策设计以及转轨中的公共选择力量博弈的结果。     

论俄罗斯转型期的意识形态

本文对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变迁进行了分析,并把俄罗斯意识形态的变迁初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革命时期”、未成功的转折时期、对国家思想的探索时期。作者认为,俄罗斯意识形态终会形成,但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     

转型以来俄罗斯的民族问题

在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所引发的民族问题中,俄罗斯联邦的民族问题尤为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第一,从联邦国家层面来看,主要是以联邦主体为单位的各主体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问题;第二,从联邦主体层面来讲,各联邦主体内部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问题。从转型以来俄罗斯联邦的宪政结构与联邦化的制度实践来看,俄罗斯先是采用协商性的联邦制,而后到普京时期又辅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法来处理民族问题。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实际进程与制度构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俄罗斯卢布汇率安排的经济效应分析

俄罗斯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汇率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在评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困境和概述俄罗斯汇率制度演变的基础上,从汇率与通货膨胀、汇率与对外贸易、汇率与资本流入、汇率与外债规模结构变动等方面分析了汇率制度安排及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并简要总结了俄罗斯的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试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基础

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持续性,存在很大争议。本文从制度的视角分析了迄今为止的经济转型对俄罗斯当前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我们认为,2000年以来俄罗斯市场制度环境的基本稳定和制度规则的进一步调整是当前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因素,能源因素、国内消费因素和经济政策因素通过制度基础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因此,俄罗斯当前的经济增长将具有持续性。     

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匈牙利与俄罗斯比较研究

产权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阻碍经济增长取决于产权制度变迁的方式.而选择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又取决于是否存在制衡政府的力量及其讨价还价能力的大小.俄罗斯的产权制度变迁在"剧变"之前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存在能够制衡政府的社会力量,也就不能突破"诺思悖论",最终走上了激进的制度变迁道路.匈牙利的产权制度变迁在转轨之前也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有一个非国有经济孕育、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渐改变了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使匈牙利在市场化改革中走在前面,最终采取了渐进的产权制度变迁方式.不同的制度变迁方式使两国表现出迥异的经济绩效.     

危机中的俄罗斯: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导致了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灾难性后果。普京当政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正,转而奉行传统俄罗斯式的反市场经济模式。强力部门人士进入权力核心,国家控制取代市场运营成为主要战略。重组能源部门并借此巩固新的政治权力基础,进而恢复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普京当局的优先政策。俄罗斯经济在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任内的强势复苏似乎标志着俄构建能源超级大国的战略进展顺利,但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现存俄罗斯制度的危险性。俄已经错过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机会,克里姆林宫将能源同时作为财富增长和外交杠杆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一背景下,梅普共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也许将成为可能。但历史的惯性和重负经常使俄在经历混乱失序后回归原点。俄罗斯市场经济的转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俄罗斯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俄罗斯迈进了新的21世纪后,随着叶利钦时代的终结,普京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担负起“照看好俄罗斯”的重任。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近10年的转型调整时期,但这只“熊”的伤势却越来越重,综合国力严重衰退,下降了近50％。普京在其撰写并发布于互联网上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说,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大概是     

俄罗斯住房政策与住房市场的现状和未来

住房政策与住房市场的变化不仅高度关联,同时住房政策也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影响着国家的制度转型。研究俄罗斯住房市场,特别是立法的变化,不仅可以解释俄罗斯住房市场的一些方向性交化,同时还可以了解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社会政策的价值观转变现状,并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有建设意义的借鉴。     

普京改革的政治空间

从90年代初的俄罗斯激进改革直至普京执政以后逐渐形成中的稳定局面,表明一种曾经在20年代“新经济政策”时期之后以及法国大革命中出现过的激进—稳健—“政治保守”的历史逻辑,正在当代体制与社会转型的俄罗斯重演;通过对当前俄罗斯政治力量结构的分析,上述历史逻辑正在现存的俄各方的政治互动中得以实现。     

远东西伯利亚开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是俄罗斯国内外政治经济要素互动的结果。从历史脉络来看,沙皇俄国和苏联对远东西伯利亚的开发受到了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开发的结果又对俄国和苏联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带来了改变。新世纪初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国家对外政策优先次序变化等,均对远东西伯利亚开发产生影响。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2012年)以来,将远东开发作为国家战略的优先方向,并将远东开发的区域经济政策与转向亚洲的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强调国家经济发展与国家对外政策的互动。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框架下,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开发抛弃"殖民思维",远东西伯利亚也在俄罗斯的认知中由"边疆"转变为核心利益。远东西伯利亚开发已经是俄罗斯社会的共识,但远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远东开发的利益如何分配、远东开发成果如何才能最大化惠及俄罗斯民众等问题,仍然存在争议。远东开发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战略选择,但其整个过程却受制于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俄罗斯与大国的关系,特别是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一步思考。     

俄罗斯汇率制度转轨的进程、原因与效果

本文通过俄罗斯转轨期间汇率的实际数据和汇率制度的安排,对俄罗斯外汇制度的改革进程进行分析,并且讨论不同阶段进行汇率制度改革的原因以及汇率改革后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俄罗斯汇率制度自由化改革,首先是实现经常账户自由化,然后实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俄罗斯汇率制度的安排,也从开始的不可兑换到国家内部可兑换,然后发展到"汇率走廊"制度。在"汇率走廊"制度不再满足需求后,俄罗斯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最后,在经济好转和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我们认为俄罗斯的汇率政策选择应该更多地参与区域与国际协调,这样才能更好地应付金融危机。     

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境外同胞政策

境外同胞政策始终是俄罗斯涉及内政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时期的境外同胞政策都直接地影响了原苏联地区俄罗斯人面对现实问题时的策略选择,也影响到俄罗斯国内社会发展及其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外交关系.普京时期的境外同胞政策经历了限制移民和鼓励自愿移民两个阶段,一贯之的是对境外同胞的权利保护,并提出了建设"俄罗斯人世界"的文化自治理想.     

梅普组合下俄罗斯经济增长与政策趋势分析

俄罗斯1999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和基础,是经济转轨之后建立的市场制度以及经济活动的政治风险逐渐降低,世界能源市场行情带来的资金供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2003年之后,经济的自我良性循环又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未来俄罗斯经济增长具有如下基础性因素:制度基础继续完善,经济自由度进一步扩展,促进竞争和提高经济活力的市场结构基础得到改善,普京时期推动的建立创新经济的主张进一步得到贯彻实施,国内市场的扩大对国内需求的拉动.梅普在政治自由和经济竞争性政策问题上不存在根本分歧,梅普组合下经济政策将呈现继承性与调整并存的特点,强国战略仍然是他们的基本政策目标,强国战略的基础仍然是经济发展,但下一步将更依赖市场机制推动发展,俄罗斯结构调整的完成将更依靠企业力量,而不是国家力量.俄罗斯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快持续增长,俄罗斯经济新的增长点将来自制造业和能源原材料加工工业,但俄罗斯经济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短期内还难以解决,俄罗斯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