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贪腐的制度生态原因及其治理

当前官员贪腐现象呈现出贪腐金额攀升、贪腐指向多样、贪腐手腕隐蔽、贪腐分子结盟等发展趋势特征。"制度性腐败"的存在、"制度虚置"与"破窗效应"及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制度排挤"与"制度替代"等是其制度生态原因。遏制当前官员贪腐发展态势除坚持高压反腐不动摇外,需要扎密扎实制度笼子,形成制度化反腐、法治化反腐机制。     

贪官两面人特征的形成及防治

贪官两面人特征形成原因是:面对价值取向多样化接受错误思想而学会革命辞藻;不能正确认识转型期社会消极面;内心思想意识、贪腐行为与担任社会角色的冲突,使其加以伪装;贪婪和侥幸心理驱使其沿着贪腐和伪装的道路越陷越深。防治两面人特征要求改进干部教育和选拔工作:教育要达到"知""信""行"的统一,防止理论脱离实际;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考察、教育干部重视道德品质;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相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干部的"德",防止失实失真。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应加大“治本”的力度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反腐高压之下,一些干部还继续贪腐?一些干部仍能继续被"带病"提拔?这能否说明:反腐力度大、富有成效,而防止、根除干部腐败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因此当务之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适时加大"治本"的力度。"治本"的目的,是形成干部不能腐的制度环境。完善党内制度体系是"治本"的总要求。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制度是"治本"的核心。加强决策与权力运行监督是"治本"的关键。摆脱"运动式"管党治党的影响是"治本"的重要保障。     

权力异化的组织根源及改革走向

从权力授予的来源看,任命制是权力异化的组织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命制不利于防止权力异化,考虑以真正的选举制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制度.列宁强调人民群众的选举和罢免干部的权利.斯大林将任命制作为干部工作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扬弃"任命制,毛泽东把破除任命制,实行选举制,作为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江泽民不断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任命制逐步扩展为多种任用制度.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是防止权力异化的重大举措.任命制将随着党内民主的扩大而不断自我否定,从而从组织上防止权力异化,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洪亮吉与贵州学政红案银

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洪亮吉督学贵州的两本奏折公诸学界。洪亮吉既是乾嘉学派的经学大师,也是著名诗人,在贵州学政任内操守清廉,为官端正,颇有政声。由于学政办公经费不足,红案银作为陋规,在贵州地区长期存在,统治者也对此表示理解。洪亮吉虽因袭红案陋规,但无论从收取还是支配,均与贪污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且洪亮吉除陋规外分文不取,可以称得上清廉。     

廉能文化：我国廉政建设研究的新视野

<正>反腐倡廉的更高目标,不应止步于遏制贪腐之心,而在于使"廉而有为"成为人们的内心自觉和行为导向,廉能文化建设的意义就在于此。廉能文化是在继承了传统廉洁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廉能文化包括了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面的内涵,它在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净化社会风气和改善发展环境上具有不同的功能     

廉政制度建构中廉政文化培育的传统阻碍与现实路径

从新制度经济学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分来看,培育廉政文化是中国廉政制度建构及其运行的灵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伴生的"官本位"盛行,"以善抑恶"的崇善制度伦理,对贪腐的"恨妒"心态,"潜规则"陋习泛滥,形成了廉政文化培育的阻碍。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理念,创新性地推进廉政文化培育。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干部选拔制度为突破的政治体制改革,以破除官本位的阻碍作用;要大力培育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融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当代科学精神,推动人伦型文化向科学理性文化的转型;要重塑国家廉洁价值观,奠定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政府发展的文化基础;要将高质量的制度建构及其良性运行作为重点,提高廉政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城镇化进程中村级民主监督研究——以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为视角

从村干部的重要性出发,在分析村干部贪腐形势的基础上,对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进行了基本介绍。根据已有的实践经验,分析了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运行效果,深入分析了此种审计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及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村民参与性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今后发展。     

修正权力异化的制度性改革

正为了防止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化现象,政治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要防止制度漏洞所引发的腐败,是用民主的办法扎紧"制度的篱笆"。换句话说,为了防止权力异化和腐败,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具有首要意义。预防腐败或权力异化的制度改革、民主制度建设很重要,这也是全社会上上下下形成的"基本共识"。即要从根子上解决中国转型社会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限制和制约公共权力,防止权力异化和腐败对国家民族造成重大伤害,     

信息效率视角下的香港防贪经验

香港预防贪腐的工作卓有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科学严密的防贪制度。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私营行业在防止贪污处的引导下,以廉政公署全力肃贪的成果为契机,重塑已经被扭曲的制度结构,在其中植入防止贪污的元素:廉政共建找出容易引致贪污的范畴并制定防贪策略,私营机构借助免费和保密的防贪顾问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推广道德管理计划等。这一制度流程的重新设计和再造的方法有意无意地运用并验证了机制设计理论中的信息效率原理,进而推动了香港由腐败向廉洁的均衡转换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廉洁状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环境,内地应当以党和政府为主体,将防贪机制融入政策法律之中,同时重新塑造防贪工作程序,使其摆脱原有的依附于行政程序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顺势打造专业的防贪队伍,引入系统防贪、同步防贪等科学专业的防贪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