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关系四大焦点问题分析及消解

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经济是美国和中国利益的深度联系点,中美经济间焦点问题既凸显两国经济关系在以金融和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实力方面的差距,又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交汇之处.因此,从消解中美经济焦点问题人手,在中美经济间建立一个强大、可持续的互利共赢关系对双方都将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也将惠泽世界.自1972年以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蓬勃发展,但目前却受到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和中国快速崛起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动摇的风险在日益加剧.2012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40周年,中美经济关系需要一种新的"公报"来引导双边经济关系的战略框架以确保两国互利共赢关系不受经济争执焦点及公众态度和焦虑变化的干扰.     

中美可以“得其大者兼其小”

<正>6月29日,在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如期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继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双方愿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两国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美方表示不再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新关税,允许美公司向华为出售部分零部件。会后特朗普说,"会晤成效超出预期,两国经贸关系已经‘重回正轨’。"至此,曾经剑拔弩张的中美经贸摩擦暂告一段落,一度"山重水复疑无路"的中美经贸磋商也随之出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契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视域下的军事外交

中美建交近40年来军事外交曲折发展的事实表明,稳定健康的中美军事关系不仅有利于巩固两国的外交关系,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自2013年中国明确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来,虽然奥巴马政府采取"三不"态度,特朗普政府表态认同,但如何在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构建"互信、合作、不冲突、可持续"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成为摆在中美军事外交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中美军事外交具有波动性、互利性、不对称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还深受利益、意识形态、实力对比和国际战略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和深刻影响。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既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也需要中方积极主动发挥作用,用新安全观引领两国军事关系的良性互动。双方要以互信和沟通为基础,依托两军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合作共识,推动两军合作共赢,助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向纵深发展。     

中美经贸关系变迁背后的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自2018年3月中美经贸摩擦出现以来,双方长期保持对话和磋商,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进入加速调整阶段。40年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演变始终是反映美国对华政策的晴雨表。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中美建交40年来经贸关系的变迁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经贸合作情况,进而探究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出现的症结及未来发展前景。2016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加速调整阶段,中美经贸磋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影响,贸易政策背后也折射出美国新的国家战略选择。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美国愈发倾向于从"相对收益"的角度考量中美经贸关系。展望未来,双方的有效沟通和战略再保证对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     

2017年4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一、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 深入沟通增进相互了解 4月6—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两国元首围绕中美总体关系、高层交往计划、高级别对话机制、经贸问题、两军交往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沟通.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将于2017年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双方同意在经贸投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时妥善处理经贸摩擦;双方愿加强两军交往,深化执法司法、网络安全、追逃追赃、非法移民、卫生等领域合作;双方同意采取更多实际举措,进一步拓展中美人文交往,扩大两国人民往来,不断夯实中美关系的社会基础;双方确认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双方同意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意义

2006年9月20日,在中美两国首脑的支持下,双方发表了《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启动了中美两国战略经济对话,12月中美两国在北京进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今年5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决定12月在北京举行第三轮战略经济对话.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制度选择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自启动以来,已成为两国间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双边经济沟通机制。与中美经济联委会和中美商贸联委会等既有制度安排相比,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议题范围更广,集中程度更高,双方的控制更为对称且机制的灵活性较好。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模型,本文考察了中美在分配问题、实施问题、不确定性、行为体权力分配问题上面临的合作难题,并且由此解释了这些难题与中美两国制度形式偏好的相关性。     

重压之下,增信释疑 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述评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中美经济主管官员的交流活动,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中的战略性对话。该对话一年两次,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目前,这一对话机制已成为两国就事关双方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重要平台,在两国经贸关系以至整个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访美前美国对华舆情分析

<正>过去八个月,笔者曾经五次深入美国调研,感受到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媒体在对华态度上出现的反复。习近平主席访美在即,我们期待这次访问取得成功,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管控分歧、开展"合作型外交",共同深化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当前美国对华舆情2015年入春以来,美国对华舆情的消极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个别官员和学者散布偏激观点,呼吁反思对华政策,强调对华武力"示强"。在激进观点影响下,一些主流人士如     

中国：美国海上合作新伙伴? 美国专家谈中美海事安全合作前景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海军在交流合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双方高层互访日益频繁。今年4月,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对美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先后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佩斯、国防部次长英格兰、海军部长温特以及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长马伦等美军官员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认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国际安全负有共同的责任,而发展两军关系对增进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拓展合作机会至关重要。随着中美两军军事合作交流的日益深入,两国海军在未来必将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展开合作。不久前,美国《海军协会会刊》2007年8月号发表文章认为,在当前"千舰海军"计划进展受阻的情况下,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成为推动中美两国建立海上合作关系的先锋。本刊特综述相关报道,以飧读者。本刊刊发此文并非赞同其观点,亦非证实其内容,仅供参考。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中美+”三方发展合作的双重挑战及修复路径

国际发展领域的"中美+"合作是指作为最大南南合作伙伴的中国、最大传统援助国的美国与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受援方之间的三方发展合作。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曾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政策协调,开展了"中美+阿富汗"人力资源三方合作、"中美+东帝汶"农业三方合作、"中美+非洲"公共卫生三方合作等试点项目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2018年以来"中美+"合作遭遇了国际发展领域内摩擦隔阂与美国对华政策阻力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发展成果的当下,中美恢复和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三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敦促美方重启两国发展合作对话、鼓励中美民间组织开展非典型"中美+"合作、加强与受援方的协调和衔接等途径,中方可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中美+"合作早日重回正轨。     

安全治理合作:中美全球治理合作新空间

<正>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强调,要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深化双方的利益交融格局。作为在地区及全球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两个大国,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利益交汇点,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如何进一步夯实和扩大中美利益的交汇点,把合作的蛋糕做大,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中美两国的世纪之问

2021年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习近平主席在通话中指出:"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推进互信的重要平台——中美战略对话回顾

中美战略对话的背景 进入2l世纪，尤其是“9·ll”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具体表现为：两国的高层交往不断密切，相互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在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展开有效合作，中美在两国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形成了有限但重要的共识。为此，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2003年年底称，美中关系处于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认知

<正>中美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战略性、开创性的命题,这个命题需要认真加以论证2014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美双方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互动的频度日益提高,双边关系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2013年6月,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何谓"新型大国关系"?对它的内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概括:"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说得更集中一点,就是在守成的世界大国美国和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之间,发展起一种不是相互挑战、     

中美海洋资源政策比较

海洋资源政策领域有潜力成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合作领域。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海洋资源政策在政策环境、纵向政策层次、横向政策内容、政策过程四个方面均存在着差异。美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起步早、力度大,在很多方面对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目标指导下健全海洋资源政策体系具有启示作用。中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起点高,具有后发优势,能够为美国革新相对僵化的海洋资源政策体系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中美两国海洋资源政策建设都存在着自身无法顺利变革的障碍,中国需要基于国情、凸显后发优势、完善政策体系,美国需要适应时代要求、转变思维观念。中美在海洋资源政策领域内的差异性与互补性,使双方可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在合作共赢中改革、完善各自的海洋资源政策体系。     

中国、美国与国际伦理——对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一项比较研究（1991—1999年）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关系中占据着突出地位,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中美两国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既有严重分歧,但又不乏共识。这是因为中美双方有着不同思想传统、伦理观念、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中美双方的伦理主张和政策实践表明,通过沟通与交流,两国之间在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上的分波黑歧会不断减少,共识与合作会不断扩大。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前景分析

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可概括为一个战略和四个支撑点,即印太战略和多边外交、同盟外交、价值观外交及"规则"外交.从路径上看,拜登政府继续调整全球部署,全面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以期压垮中国,维护美国全球霸权地位.这种政策选择影响中美两国各领域合作及双边关系稳定.但要看到,拜登政府仍面临诸多棘手的内政和外交问题,其对华政策仍处在调整期.     

中印边界问题及谈判僵局的政治文化解读

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中棘手的问题,至今仍是制约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平谈判解决的进展甚微。从社会制度差异、地缘利益冲突、政治经济竞争等层面探究这一问题十分必要,但从政治文化维度解读,将裨益于我们对两国边界问题及谈判僵局的深刻理解。中印边界之争,表面上是两国领土主权之争,但牵涉的是两国民众心灵深处的政治文化认知差异,这些差异上升到国家认同的层面,使两国关系受到重大影响。在新时期,中印双方应加强沟通和理解,只有解决了"信任赤字"和"理解赤字"问题,才可能在边界问题谈判解决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