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强案”看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管辖异议制度

在刑事立法传统和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存在审判管辖异议制度的盲区。然而,文强案、李庄案的审判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并不缺乏审判管辖异议制度成长的土壤,亟需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确立,应合理地界定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体、方式、期间、裁决、后果等方面的问题,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具有既保护报告人的人权、又确保刑事诉讼的正确实施。     

级别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李浩在《法学评论》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对级别管辖权的异议是管辖权异议制度的重要内容，对级别管辖权的异议分为不同的类型。我国司法实务对级别管辖权异议与对地域管辖权异议采用不同的处理程序，不允许当事人对受诉法院就异议所作出的决定提起上诉。这种限制上诉的做法既缺乏法律依据，也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     

程序公正从管辖做起——以构建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为切入点

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具有重要的诉讼法价值,在公正方面可以减弱或屏蔽媒体审判的负面作用,在效率方面具有理顺管辖制度的作用。我国在立法上缺失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对此,需要从启动程序、裁决程序和保障程序方面构建我国的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     

论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完善管辖权异议制度,需要从其自身的权利性质和法律依据出发、从程序性权利的基本属性分析出发,构建良性运行机制（主要是启动、运行、监督等环节）。文章分析了管辖权异议制度的权利运行机制的现状及存在问题,从程序法的视角提出了拓宽适用范围,完善运行、审理与监督机制,从而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的管辖权异议审理制度。     

论程序参与原则在刑事诉讼管辖中的制度实现－兼论刑事诉讼管辖中的当事人权利保障

程序参与是诉讼主体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贯彻与反映,是落实诉讼民主,维持诉讼结构平衡的现实需要。把握程序参与原则的内涵和实质要求并予以程序实现,也是管辖冲突的有效解决与管辖制度完善应予解决的问题。在管辖制度设置上应为当事人提供足够的程序参与机会,保证诉讼当事人及其代表对管辖事项的知情权,在管辖权确定过程中赋予诉讼当事人一定的异议权,在管辖权确定程序产生相关裁定或决定后,应该赋予诉讼当事人相关的救济途径。     

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现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立法意图含糊,不利于民事诉讼实践及当事人合法 权益的保护。应明确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价值只是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将既 有的无独立请求第三人分解,建立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主体资格异议制度和第三人对管辖权的 异议制度,完善判决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则,建立赔偿制度。     

试析民事管辖权异议制度中的几个程序问题

我国民事管辖权异议审理程序的立法存在主体不明确、客体含混不清、审理模式行政化等缺陷。这些立法上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带来了诸多问题，有必要进行修正和完善。     

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解除权是指合同当事人依法或依约定享有的在一定条件下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权利,其行使应当以书面通知方式。同时,应当通过完善催告制度,促进没有约定或法定期限的解除权行使。为防止对解除权行使的异议权的滥用,应当对异议权的保有期限也做出明确规定。     

论我国民事执行异议之诉

2007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及后来制定的有关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制度,但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当前的执行异议之诉存在的缺陷主要是:执行异议的前置程序成为一种累赘、债务人异议之诉缺失、审判监督程序与执行救济程序掺杂。要完善执行异议之诉,应当废除前置程序、使审判监督程序与执行救济相分离、同时设立案外人撤销之诉以及给予执行异议之诉必要的监督和救济。     

新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修改

新刑法对我国刑事管辖权制度作了较大修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的管辖问题.原则上规定中国公民在域外犯罪都适用我国刑法,取消了以犯罪地法律为标准的规定,增加了有关特殊主体的刑法域外效力的规定.二是普遍管辖权问题.新刑法第一次在我国刑法法典确立普遍管辖权制度,有利于我国行使国家主权、履行国际义务,与国际犯罪作斗争.     

民事诉讼级别管辖若干问题探析

级别管辖权限的确定原则上以争议标的额为标准,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具体情况作出特别规定,并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作为对级别管辖补充和变量的管辖权转移,应取消管辖权向下转移,进一步完善将下级法院的管辖权转移给上级法院的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而加大诉讼标的额以规避级别管辖的,另一方当事人有权提出异议,案件应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上一级法院.     

刑事诉讼地区管辖问题比较研究

地区管辖的确定,是审判权归属最终确定并运行的标志。历经学理考量的以地域为核心的地区管辖原则,受一国司法体制、警察、检察官、法官权力配置以及程序阶段设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呈显出各具特点的确定体系、机制、功能及不足。本文拟通过对各法域下地区管辖立法的规范分析和逻辑解读,完成对代表性国家地区管辖确定的指导思想与确定原则、预期价值与实际效果、设计要素与现实阻碍、管辖冲突与程序救济等进行多方面比较考察,为我国刑事诉讼地区管辖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程序借鉴。     

切实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程序化建设

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程序化建设还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政党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新世纪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丰富和完善民主的实现形式,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都需要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程序化建设。切实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程序化建设,要革除重实体、轻程序的偏见,准确把握程序化建设的原则,明确程序化建设的重点,增强程序的"刚性"。     

民主党派政治交接与中国政治发展

民主党派政治交接是实现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民主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要方面。政治交接是参政党组织建设的灵魂。通过薪火相传的政治交接,参政党的人事结构发生变化,这是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要。     

民事执行中和解协议的履行

执行和解既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处分实体权利的一种诉讼权利,也是人民法院执行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执行中因其具有便于履行、有利于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冲突、节约执行成本等良好功能而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执行立法所青睐.我国法律中的执行和解缺乏制度的特点,存在着种种弊端,尤其是和解协议的履行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使执行和解应有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完善执行立法,使执行和解在我国执行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国不动产异议登记制度的完善——以《物权法》第19条第2款为切入点

《物权法》第一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认了不动产异议登记制度,但该规定较笼统,在实践中缺乏操作性。在评析我国不动产异议登记规定的基础上对构建我国不动产异议登记制度作出立法建议。     

浅论监视居住制度及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法)出台后,监视居住制度开始承担着独立的刑事诉讼功能。新法对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既健全了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也为侦查部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依据。然而,新法仍缺乏对于被执行人权利的救济和第三人权利的保障,致使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极易造成监视居住执行时的错位。因此,应构建独立的监视居住平台,赋予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刑事强制措施执行权,加强检察系统内部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一体化建设。     

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探析

网络犯罪刑事司法管辖权涉及的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管辖,更是多个国家的管辖冲突,现有法律已经不能够解决这样的冲突。本文通过分析网络犯罪对传统管辖权体系的挑战、引介和分析新兴的相关管辖权理论,指出当前网络犯罪的刑事管辖权体系需要重构,并给出指导性的解决方案。     

The Politics of Central Tax Collection in China since 1994: local collusion and political control

The central leaders in China adopted a tax assignment system and centralized taxation in 1994 with the goal of increasing central tax revenues. By setting up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the central leaders intended to leave central tax collection undisturbed by local influences. However, informal practices at the local level revealed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s colluded with the central tax bureaucrats stationed in their regions at the expense of central interests. The need to develop local economies, an important task assigned to local governments, is one important reason behind local interference in central tax collec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ped with this problem by changing the incentives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through linking central tax collection in a jurisdiction with their chance of promo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