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能动性的传统资源——一个比较法学的分析方法

在阐述司法能动性的理论基础上 ,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 ,与西方法律制度的比较 ,说明我国自古在司法制度上就有法官能动思想。对于认识司法审判中法官的能动作用定有裨益 ,从而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成因——兼析司法过程中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原创性的提出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成因.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转型司法中法律来源客观性研究

法律的来源存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次。基于客观性的探究,理论上,不同的法学流派存在着不同的主张;实践的表现没有理论上那么深不可测,法律来源的现实表现需要回应制度的诉求。在转型司法的语境之下,无论是理论的研究,还是实践的操作,法律来源的客观性都应该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这就需要法律与公众的不断互动,缝合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缝隙,争取实现法律与社会的有效对接。以此,转型司法的法律来源客观性也就得以实现。     

论测谎结论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测谎仪的运用越来越广泛,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的确定成为证据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当出现新的表现形态的证据材料时,不能因为与法律罗列的证据种类在概念上难以契合就剥夺其证据能力。测谎结论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要求,测谎结论可以作为间接证据使用,用以加强法官内心确信和帮助法官审查、判断其他证据。     

法律解释方法批判：主观还是客观

司法实践中,法官应该绝对忠于法律,法治原则强调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以实现法律的公正与权威。然而,法官所采用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法意解释等解释方法实际上根本无法达到解释的客观性。法律解释的过程实际上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法官真正应该追求的是无限接近法律的价值内涵而不是绝对客观。     

司法能动性的传统资源

本文在阐述司法能动性的理论基础上，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西方法律制度的比较，说明我国自古在司法制度上就有法官能动思想。并对我国的相关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法律制度建构的司法进路——以行政诉讼异地审判制的诞生为例

行政诉讼异地审判是我国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涌现出的新现象,这一现象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个别性事件,更是一个对我国法律制度建构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的系统司法行为。异地审判由法官的灵感而启动,靠法官的理性而成熟,这是法律制度启动的源头;异地审判运行过程是法官的技巧和智慧的展开过程,这又是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异地审判的司法实践还在为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立法。总之,异地审判实践背后隐含的司法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恰恰是中国法律制度构建所需要的最宝贵的东西。     

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能动司法”研究发展轨迹分析

＂能动司法＂从1996年在我国本土基层法律实践中由法官提出,到1999年由学者将其与中国的司法改革相联系,从1998年西方＂司法能动主义＂的理念推介到中国,到2002年有学者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能动司法＂资源,走过了一条渐进的发展道路。对＂能动司法＂研究发展轨迹分析发现,＂能动司法＂研究分为＂学术准备期＂和＂确立发展期＂。＂学术准备期＂可分为＂能动司法＂的思想萌芽、对＂能动司法＂的本体认识、对＂能动司法＂的系统认识、对美国＂司法能动主义＂的广泛推介、对＂能动司法＂在中国之现实基础的认识五个阶段。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