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区判——基于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视角

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的界分关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存在界域,刑法特有的调整手段以其无以复加的严厉性使得严格区分违反法律义务的不作为犯罪与纯粹违反道德义务的非罪行为甚为必要。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之区判标准不应仅仅囿于法哲学层面论议,而更应落实于实定法畛域,唯此方得以指导实务践行、贯彻作为刑事法治基本要求的罪刑法定原则。     

论不作为犯中的先行行为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必须以不作为人负有一定作为义务为要件,而先行行为是不作为人负有作为义务的根据之一。先行行为必须是行为人本人的行为,并且造成了特定的危险状态时,行为人才负有作为义务。先行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包括合法行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可以是过失犯罪行为,但不包括故意犯罪行为。     

浅析“宋福祥”案

“宋福祥”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对于夫妻间是否存在救助义务，违背救助义务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众说纷纭。通过深入分析可知，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那么夫妻间就更加有救助义务。在其妻子自杀的情形下，宋福祥应当竭尽所能的阻止其自杀，但是宋福祥当场却没有采取任何的救助措施，违背了他对妻子的救助义务，其行为构成了不作为。同时在认识到自己的见死不救会导致李霞死亡结果发生的情况下，宋福祥既没有劝阻，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救助措施，就充分暴露了其放任李霞死亡的心态。因而宋福祥具有故意杀人的主观心态，齐备了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对权力机关怠于履行其监督义务的思考

监督权並非只是一般意义上“作出监督行为”,而应是既包括实施行为的外在形式,又包括在行为中履行相应义务的内容並达到一定的标准。为此,本文提出应当用“怠于履行监督义务”取代“监督不作为”概念。分析了人大怠于履行监督义务的四种表现形式,並从观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对策。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定量因素初论

定量式规定构成了我国刑法与大陆法系刑法分则罪名立法模式的重大区别。犯罪定量因素的本质在于其体现了行为达到应罚程度的社会危害性,是基本犯既遂意义上的犯罪成立要件。犯罪定量因素不应局限于客观的犯罪数额、犯罪结果,还应当包括犯罪动机和不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探析

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客观要件中处于核心地位,研究作为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分析刑法中存在的作为义务理论来看,应当从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个方面共同限定作为义务的范围。     

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之合理限度研究

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立法上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不仅是对传统侵权法只重视积极侵权行为而轻视不作为的侵权行为偏颇的纠正,更是重视人权的体现。但是其中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合理限度范围的立法规定仍然存在不足。因此,笔者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认定标准和承担责任的范围着重论述了如何合理规定安全保障义务的限度范围。     

公务员信义义务的理据分析与立法设想

传统行政法原则认为公务员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特别权力关系,强调公务员的绝对服从,漠视了公务员个人的私权利,信托关系理论则认为,公务员与国家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信义关系。根据这一理论课以公务员信义义务,对义务的履行有明确的适用条件与判断标准,既可弥补传统公务员义务的不确定性,又可在其履职懈怠或公务侵权进行追"责"时进行司法裁判,从而避免行政问"责"的模糊性。构建公务员信义义务体系,应通过诚信道德立法提升公务员履行信义义务的法治化水平,通过权利保障立法建立起公务员履行信义义务的职业风险防范制度,通过行政课责立法健全公务员违信责任体系。     

我国洗钱罪刑事立法缺陷与完善之探讨

我国刑法规制的洗钱罪存在着上游犯罪不够宽泛、犯罪主体没有囊括自洗钱者、客观行为方式设置偏少等缺陷,为适应惩治洗钱犯罪以及履行国际公约义务之需要,我国洗钱罪的上游犯罪应扩展至"所有财利性犯罪"、洗钱罪主体应涵盖上游犯罪者、洗钱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应加以完善,并提升洗钱罪的最高法定刑。     

义务冲突研究

义务冲突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之一种在西方刑法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我国学界对此则涉足甚少。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多作静态意义的研究,没有从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与排除犯罪性事由这种立体动态的关系中对其进行思考,我们愿稍作尝试。     

浅析补充责任在侵权领域的适用范围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侵权补充责任的研究一直局限在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的背景下。实际上,补充责任不仅包含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也远不止法律规定的管理者、组织者以及教育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补充责任既包括侵权法中的补充责任,也包括债务不履行中的补充责任。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分为:完全补充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有"原因差异、责任顺位"的特点。相应的补充责任适用的范围应为违反第三人故意侵权预防义务的侵权行为类型。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分析

《刑法修正案(九)》完善了有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必须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非法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属于刑法保护的对象。单位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犯罪的,按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网络服务提供者非法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据是否利用工作便利进行分别处理。网络服务提供者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是一种纯正的不作为犯,必须在致使用户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时才构成犯罪,而且主观罪过是故意。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与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间是想象竞合而非法条竞合。     

一般救助义务的法经济学分析

如果没有法律的强制,由于人们的自利动机的驱使和道德约束的无力,一般救助义务很难被自觉履行。一般救助义务从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符合经济学逻辑,而且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应通过立法就一般救助义务的构成要件、救助人的权利、不履行救助义务的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具体规定。     

网络平台安全管理义务的归责反思及其重塑

犯罪不作为在网络平台代际演变过程中引发刑事责任归责模式的窘境。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制路径需事先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的立法模式有限制刑罚发动的初衷,但是,此种限定刑事责任的方式存在诸多商榷之处。应当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对网络平台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进行另行调整与修正,实现由被动履行到主动担责的变迁。必要情形下摒弃"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这一入罪前置性限定要素,从而化解平台类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在归责实践中的异化难题,作为网络平台义务提升与公众法益保障的有效应对。     

《民法总则》“好人条款”与刑法“见危不救罪”的关系辨析

《民法总则》规定的"好人条款"并不否认不当紧急救助行为的违法性,因重大过失致使受助人遭受重大损害的,可构成过失犯罪。受助人在履行危险提示义务后,可对不当救助实施正当防卫。基于法律秩序的一体性考虑,需要采取民法与刑法相结合的激励与惩治措施,以法律加固道德,刑法宜配套规定"见危不救罪"。     

公民政治义务析论

西方政治学对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研究素为重视。在考察近现代、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野下的公民政治义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走向权利时代"中的中国公民政治义务的内涵与类分作一初步论述,提出要把公民政治义务的履行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结合起来,培育健全的公民政治义务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专利犯罪比较研究

专利犯罪是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对专利犯罪的规定大致有3种模式,其种类有4种。通过比较各国之规定,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增设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罪,并应把专利犯罪明确规定为亲告罪。     

试论行政不作为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负有作出相应行政行为的法定义务,但在法定或合理期限内未按照法定程序履行或完全履行的消极行为。从行政不作为的界定、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行政不作为之救济途径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研究

消费者知情权实现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营者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明确经营者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是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体现了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目标.我国现行<消法>克服市场交易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方式在于确立经营者的自愿说明义务.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上直接规定经营者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对<消法>的模糊性规定予以修正,明文规定经营者四种情形下的强制性信息披露义务.     

董事信义义务的立法与修正

信义义务是指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义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公司法关于董事信义义务规定的缺失体现在对董事注意义务规定、对董事忠实义务规定和董事对债权人信义义务规定三个方面;公司法关于董事信义义务的规定应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