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社会治理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启示

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搞好社会治理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完善社会治理方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做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探索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我国各个地区亦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与本地区实际相适应的社会治理新模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问题焦点和发展趋势,从而推动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合理创新。     

网络化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网络化治理是治理理论兴起至今的重要理论分支,其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过分强调分权与效率的滥觞带来的公共部门碎片化和职责同构等乱象。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工具市场化和价值取向民主化,这些观点为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社会力量之间网络关系的构建、权力的平稳运行和还权于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途径。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已具备了显著的网络化特征,因此网络化治理的实践推动着网络化治理理论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也已初步体现出网络化特征,国内学者对于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正逐步从译介阶段向本土化应用研究迈进。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社会治理辨析:一个多元的概念

从上世纪末引起学术界注意的"社会治理"成为执政党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如何正确认识来自西方语境下的社会治理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问题。现代治理概念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直接相关,但在中国语境下具有极为不同的意涵。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社会治理实践表明,当代中国的多元治理仍然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但社会也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国家需要通过社会中间层达到对社会的治理。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社会治理也是现代性不断获得的过程,因此,社会治理又是一个不断规训的过程。     

当代中国政府生态治理：一种新的结构治理模式探索

生态学世界观和绿色政治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它们主张世界的相互关联和整体性,以反思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管理主义模式,向新型的治理模式转变。生态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包含了政治生态链环、政治生态资本和政治生态平衡三大支持系统,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行政学自 19世纪末由政治学分离出来后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而不断发展 ,尤其是 2 0世纪中后叶 ,公共治理理论日益形成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两大理论学派。两者源于各自的实践基础 ,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 ,既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反映 ,亦是西方社会过去一段时间乃至当前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南。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为政治文明建设之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 ,而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核心内容之一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我们在借鉴和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制度等环境因素 ,充分吸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的科学成分 ,借鉴西方官僚制技术性成果 ,形成适应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公共治理模式。     

西方治理理论视角下的中国行政文化创新研究

本文在分析了新时期公民社会对行政文化之要求的基础上,阐明了西方治理理论与我国行政文化的关系,采用治理理论针对我国当前行政文化中存在的一元化管理、官本位及官僚制等突出问题提出了行政文化创新的分权、服务、高效原则,并最终给出了治理型行政文化的创新目标模式。本文期望以新兴的先进理论解决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希望对我国行政文化创新并最终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论公司形式的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的依据——以一人公司治理结构为例

一人公司制度的出现和日益普及,对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实际上也暴露了西方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基础的局限性。以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和“效率至上”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理论前提和价值取向是完全不适当的,是对所有者与经营者“两者分离”的误读和误解。以公司形式出现的中小企业,实际上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向中小企业的延伸,所以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应当摒弃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模式,转移到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方向上来。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在传统治理的扬弃和西方"治理"的取舍中探索我国社会治理内涵

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构建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之一.现代化本身并不存在东西方的差别,即无论是中国亦或是西方国家都要追求国家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也必然要追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但是,每个国家在追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无法摆脱本国原有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因素去高屋建瓴地构建一个所谓的现代化;同时也无法回避西方"治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成长与国家形态的更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包含着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理想。人大制度是在近代制度变迁的基础上,通过吸纳西方代议制度的某些要素,又经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探索最终得以确立的。人大制度是区别于西方代议制度和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新制度。这一新制度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提供了现代框架和实现通道。可以预见,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转和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决定中国国家建设的基础要素之一。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城市犯罪与防控战略

城市不仅是一国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中心,而且是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发区。从古至今,城市犯罪问题一直都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大顽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却面临着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贫富差距严重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所导致的城市犯罪的困扰。近年来,我国城市犯罪率居高不下,成为严重阻碍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建立和完善城市犯罪防控战略已经迫在眉睫。     

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根本上取决于党。要按照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以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精神努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要在政治上用“两个民主”推动发展和改革，在社会经济上真正解决贫富悬殊这个根本问题，在文化上对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第三代系统理论的运用和国家治理

CAS理论是近年来系统理论中发展比较迅速而且较为成熟的理论视野,作为第三代系统理论的核心,它具有理论架构上的比较优势和模型运用中的丰富实践。CAS理论不仅在推衍国家治理过程中具有可行性,而且为国家治理在思维观念上提供了有益启示。     

人性的权欲与犯罪

权欲是人的重要本性。有权欲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把权欲绝对化，演变为权力本位，就是人性的异化，就会成为权欲型犯罪的重要诱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权力本位盛行，我国权欲型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实践中，掌权者只要用权力本位指导自己的权力行为，就必然走上权欲型犯罪的道路，因为它将导致权力私有化，权力集权化，权力面子化和权力人治化。     

陈云经济哲学的理论支点——国情论、国力论、综合平衡论

陈云经济哲学思想是渗透在他的经济理论中的一系列哲学观点和方法,它与陈云哲学思想、陈云经济理论是密切相联系的交叉关系。国情论、国力论、综合平衡论,是陈云经济哲学思想的三大理论支点。本文以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为背景,论述了陈云关于国情、国力和综合平衡的思想,这对于推动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促进社会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西部大开发中我省经济犯罪的趋势及应对策略初探

本文运用因素分析法 ,通过对我省经济犯罪的现状和影响经济犯罪的因素进行分析 ,探讨在西部大开发中我省经济犯罪的格局、分布、质量和总量的发展趋势 ,提出了在三个层次上控制经济犯罪的对策方法 :整合社会力量、开掘法律资源、深化公安经侦改革 ,为经济犯罪的控制提供新的视觉和思路。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主体

近年来,我国犯罪数量逐年递增,受司法能力和犯罪分子个人经济状况制约,每年有相当规模的刑事被害人难以从犯罪分子手中取得基本的赔偿。通过对从国外引入一系舛相关学说的批判,并结合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了有限国家责任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体系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主要理论构件。以社会福利说为辅。并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作了内部区分。通过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补偿主体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补偿慷慨原则。     

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前夕是党的历史上自身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党的反腐倡廉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本文力图对这一时期党的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一次详细的历史考察,探寻该时期党反腐倡廉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基础;对复杂形势下党加强自身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容和举措做出梳理和总结;分析建国前夕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为当前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晚清至民国西部工商业和城市困顿探析

在中国近代工业的起步阶段，西部地区曾有一些企业较早创办，但除一二家企业勉强维持外，其余均昙花一现，相继停闭。除了自身因素，还因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办，主要不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而是得助于外来资金和技术的注入，而这是西部所明显欠缺的。同一时期，除了大宗出口商品长途运销外，西部省份的土产运销范围狭窄，商业发展和变革迟滞。与此相关，西部的城市化进程普遍滞后。缺乏近代城市对经济发展的促动和引领，是晚清至民国西部经济落后于东部的具体表现，也是这种落后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