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本与清末刑罚轻缓化

沈家本在清末修律中主持修律工作,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化之门.其中,沈家本对清朝刑律的修订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促成中国刑法近代化方面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可以说沈家本主导了清末刑罚力度上的轻缓化.     

融入体制与创造历史的法律大家——评《修律大臣沈家本》

1913年6月,为中国法律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法律大家、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一百年后的今天,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由沈家本的后人沈小兰、蔡小雪姐弟合著的《修律大臣沈家本》一书。这部文学传记,将沈家本的个人经历与他的日记、信件、诗篇,翔实而丰富地融合在一起,将尘封已久的修律大臣在晚清巨变中的经历与思考,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艰难跋涉,还有那一段处于历史转折中的波澜岁月与社会形态,重又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中的“危机论”——以沈家本眼中的领事裁判权问题为中心

清末礼法之争中,就修律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关系问题的辩论表明,法理派清醒地认识到单纯修律本身并不能收回领事裁判权,但在礼教文化占主流地位而法理派本身又不敢正面否定礼教文化的价值的情况下,只好拿“危机论”(即领事裁判权问题)作为推进中国法律近代化的手段。这本身表明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是认同和接受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精神和原则的,他们希望用西方法律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此,清末修律中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不过是手段,法律的近代化才是目的。手段和目的的不相协调,是导致晚清刑事法律改革出现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     

中国法制近代化过程中的三部著作权法

一、中国近代三部著作权法 1898年,光绪皇帝实行"新政",从此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事业开始萌动.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律大臣,设修订法律馆,开始翻译欧美各国法律并拟订中国之新型法律.在中国民商事法制近代化过程中,著作权法也经历了一个从个别的公告特许到普遍的法律授与的快速变化,并陆续在清末、北洋和国民政府时期推出了三部著作权法.     

还原沈家本:略论沈家本与晚清司法场域之变迁(1901-1911年)

沈家本是清末修律改革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以往的研究受研究方法的局限 ,将沈家本描述成一个孤独的司法英雄和法学天才 ,显然 ,这与清末法制变革的历史真实相去甚远 ,也不符合沈家本的真实面目。运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通过分析清末国家元场域与司法场域及法学场域等场域间的关系 ,从中揭示沈家本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晚清司法场域变迁的逻辑 ,还沈家本以本来面目。     

《大清新刑律》的重心与沈家本的倾向——写在沈家本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沈家本先生的地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他既是一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更是一位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尽管在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其活动的中心和基点始终在于实践,尤其是步入老年之后为之竭精殚虑、身体力行,倾注了极大心血的修订法律实践。可以说,沈家本后半生的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正是在修律活动中,他的才华与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因此,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     

沈家本清末司法改革及其启示

作为清末变法修律的技术性官僚,沈家本提出的改革措施,可谓亘古未有,开创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先河。对沈家本修律的贡献,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对其司法改革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深入,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思考。本文主要以司法改革为切入点,对沈家本的司法改革措施加以论述,提出对当前司法改革的启示和借鉴。     

中华法律现代化的原点——沈家本西法认识形成刍议

清末著名法学家、变法修律大臣沈家本生活在一个风云激荡、世事多舛的时代.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下,处于深重的危机之中.西方列强在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在神州大地上横行的同时,也挟携着西方文化以如潮之势涌入中国.在中国传统法律行将分崩离析,而西方法律还不为国人了解的情况下,沈家本受命修律.     

试论清末修律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清末修律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方面,清末修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肯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中国近代国家机构体系;经济方面,清末修律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混合法”——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近代历程,是从1902年沈家本主持修律活动为起点的。以沈家本为代表的一代法律家,出于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民族义气,出于对先进法律文化成果的景仰,面对守旧势力的围攻阻碍,勇敢地拉开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幕布,开启了向欧洲大陆法系一边倒的风气。在三权分立、立法至尊的理论指引下,中国古已有之的     

重新审视沈家本的领衔修律与司法改革

1902年,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奉光绪的谕旨领衔修律,但在随后的修律中,沈家本顺势推动了政府层面的司法改革,这对中国随后的社会进步,尤其是法治上的变革,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在百余年后重新审视和思考沈家本领衔的修律以及更艰难的司法改革,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现实价值.在系统梳理沈家本领衔修律和司法改革后,可以发现,它们在法律体系和法治精神等层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法律自身的成长与修律变革的冲突——对清末修律指导思想的分析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切实平允,中外通行"的指导思想,不可不谓谨慎中允,但在指导修律实践中却使立法者遇到了法律自身的自然演化与激进的变法改革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冲突,修律者必须面对,但又不能妥善有效地解决,导致了清末虽然修订了大量较先进的法律制度,却没有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实际的作用.清末修律,在这个意义上,失败了.     

沈家本与中国法学的传承及新生——纪念沈家本先生逝世九十周年

沈家本先生主持的清末法制变革不仅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而且也推动了中国法学由传统的律学走向近代法学。本文在探讨沈家本的法学观的基础上,分析沈先生对中国传统法学的传承和对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的催生所作的贡献,并引发我们今天应如何对待传统法文化的思考。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沈家本与中国刑法制度的近代化

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活动 ,促成了长达两千余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第一次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刑法原则和法制精神 ,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先河。     

沈家本：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启蒙者

文章记述了沈家本先生在我国清末时期的重要修律思想与活动，如“轻刑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律平待适用原则”等。文章较全面地阐述了沈先生的法律思想，给我们后来的法律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沈家本对比附援引旧制的改革

清末，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传入，特别是资产阶级罪刑法定学说的广泛传播，中国传统的比附援引旧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法学家，以清末修律为契机，力图在刑法中废除比附援引旧制，确立罪刑法定原则。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当推这一改革的代表者。     

朝阳大学——中国法学教育之一脉

我国的法学教育与朝阳大学有不解之缘,而朝阳大学又与清末变法修律密切相联. 1902年,经过长久酝酿,清廷正式下诏修律,派刑部左侍郎沈家本为修律大臣,两年间正式成立了修律馆.沈氏认为"法律为专门之学",应培养"专门之人",从"中枢长官"到"百里长吏"皆应知律.他激烈抨击科举取士不讲究"经世致用",不重视法律之学.他积极主张兴办法学教育.     

浅谈清末修律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本文从研究清末修律出发,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并全面阐述清末修律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积极影响。清末法制改革的成果影响了整个20世纪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它对中国法治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清末修律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在最后分析了清末修律的历史缺陷,即它在立法理念上并没有真正完成法治主义的思想转变,立法内容上明显的不彻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