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国家行政权力深入农村基层,"公社"和"大队"之间成为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宪法赋予村民以自治权,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实现村民自治去行政化从而强化村民自治能力,是实现"乡政村治"良性互动的有效途径。     

乡政村治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逻辑

现阶段的乡政村治在权力运作上,存在着"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极端模式.它们的形成,既有主观上的认识误差,也有客观上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本文在分析这些根源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新型的乡政村治权力运作模式,即"民主合作化"的合法性逻辑,以期达成乡政与村治权力的大致平衡与良性互动,促使乡政村治健康和谐的发展.     

乡政村治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逻辑

现阶段的乡政村治在权力运作上,存在着"附属行政化"和"过度自治化"两种极端模式.它们的形成,既有主观上的认识误差,也有客观上经济政治状况的制约,还有体制内和体制外因素的影响等.本文在分析这些根源的基础上,试图寻求新型的乡政村治权力运作模式,即"民主合作化"的合法性逻辑,以期达成乡政与村治权力的大致平衡与良性互动,促使乡政村治健康和谐的发展.     

乡政村治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施以落实农户土地经营权为核心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取消,渐而形成乡镇一级设政权与乡镇以下村实行村民自治,二者并存的"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模式。30多年的实践表明,"乡政村治"模式基本适应我国乡村治理,同时在具体运行中暴露了不少问题和不足,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事关新农村建设乃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局。     

新时代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的创新性探索——以河南省“逐村观摩、整乡推进”为例

一段时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存在的责任难落实、工作不平衡、抓党建与抓发展"两张皮"等问题,成为影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的一大难题。近年来,河南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基础的鲜明导向,通过开展"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活动,探索形成了抓乡促村的责任传导机制、全覆盖的整体推进机制、常态化的长效运行机制、"比、学、赶、帮、超"的竞争激励机制和"党建+发展"的融合促进机制,使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总结这一机制的运行逻辑和价值功能,对新时代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飘扬在山村苗寨的党旗——记松桃苗族自治县世昌乡石花村党支部

正松桃苗族自治县世昌乡石花村党支部积极谋求发展,深入践行群众路线,进一步提升党支部战斗力,开创发展新局面。盛夏时节,走进松桃自治县世昌乡石花村,烈日下,村党支部书记石昌权、驻村工作组组长童维与村党支部成员在组织130余名群众安装新自来水管,场面热火朝天。村民吴文前说:"有村党支部带领我们,大家灾后重建信心十足。"石花村是世昌乡较为偏远的山村,与湖南地界接壤,全村7个村组208户930人,其中苗族群众占98%。     

从“村自治”到“乡自治”——乡村治理体制改革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伴随我国乡村国情的变迁,现行的“乡政村治”的治理体制面临巨大挑战,“撤并乡镇”的治理体制改革模式也深陷困境。构建“县政乡治村派”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实现从“村自治”到“乡自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民主事业发展的新航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最佳治理体制。     

双重授权逻辑冲突中的乡政村治——国家建构视角下村民自治的阐释

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所实行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从国家建构的角度去考察可以发现,乡村的自治权利来源于国家政权的让渡和授予。在当前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乡政村治"体制运转中经常出现乡镇政权凭借其对权力和资源占有的优势地位,将压力转嫁给自治乡村,从而对村民自治造成了侵蚀和损害。理顺"乡政"与"村治"的关系是实现"乡政村治"体制良性运转的前提。村民自治本质上是授权自治,由此构成乡镇政权与自治村庄之间的双向制约关系,乡村协助乡镇完成国家政权的任务构成了乡镇政权保障村民自治的前提。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跨越初探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 ,在农村形成了乡政村治的管理格局。由于体制自身的局限性 ,乡政村治在发展中也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面临市场化、民主化、城市化等一系列挑战。理论和实践证明 ,乡政村治向更高层次的县政乡社转变是解决农村深层次矛盾的出路所在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村干部报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兼评"村财(账)乡管"与"村用省管"

"在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格局下,村干部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当下乡村治理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村干部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村干部行为的合法化问题.但是,从制度安排来看,既有村干部报酬补偿机制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而"村财(账)乡管"与"村用省管"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建立村干部报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在对当前村干部报酬补偿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后,提出了采取"国家财政拿一点,集体经济出一点,农民群众负担一点"的办法来解决村干部报酬补偿问题的政策设计.     

破解“无钱办事”难题

村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村党组织“无钱办事”，是当前制约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普遍难题。近年来，新民市新农村乡靠山屯村党支部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中心工作，探索出一条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旧村改造为牵引的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截至2013年，村集体总资产达到3500万元。     

包村工作杂记

商河县韩庙乡孙营村地处济南市的最北端、海拔的最低点。这个仅有527口人的小村落,却有着1/3的人口常年在外务工,无村集体收入,无村集体土地,无特色优势和发展基础,是一个典型的没有任何公共积累的"空壳村"。解决思想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及启示

乡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形成乡村治理结构。建国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大体可以划分为"区-乡(村)-组"结构(1950-1953年)、"区-乡镇-组"结构(1954-1958年)、"人民公社制"结构(1958-1982年)和"乡政村治"结构(1983年-现今)四个阶段。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演变历程启示我们: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构建乡村治理结构不仅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而且构建的乡村治理结构还应该是多元互动的,如此才能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善治。     

马孝军:一片赤诚在苗寨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这次回到农村工作一定要为父老乡亲办点实事。"这是两年前马孝军来到从江县加榜乡从开村驻村时作出的承诺。从开村坐落在月亮山腹地,全村167户659人,均为苗族,贫困发生率曾高达84.83%。对此,马孝军并未知难而退。要致富、先修路。马孝军是省交通运输厅的干部,他充分发挥公路交通人这一优势.     

新农村建设中的"赤礁村"现象研究

福建省福清市沙埔镇赤礁村是福建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行村、示范村,赤礁村从20世纪90年代声名狼籍的"走私村"转型为当前福建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先行村、示范村,其快速转型的发展历程值得深入研究总结,其发展经验对于更多其他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的构建

构建"乡政"与"村治"的平衡协调机制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现实需要。从农村基层治理实践看,我国以"乡政村治"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治理格局仍不平衡,既存在着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权力对村庄权力的"影响",又存在着村治过度自治化倾向对国家权力的挑战。因此,应从保证"乡政"行政权的合理使用、"村治"自治权的有序运行、"乡政"与"村治"的良性互动和"乡政村治"治理绩效的评价等方面,尝试构建"乡政"与"村治"平衡协调机制,不断提升农村基层治理绩效。     

溧阳发展一村一品的实践与探索

"一村一品"就是:一村或几村打造一种或几种能够代表当地特色的优质、高效、上规模、能走向国内外市场的商品、旅游、文化等,以达到振兴地方经济和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目的。溧阳市充分发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坚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一村一品",走特色化、精品化道路,农业、制造业、建安业、社会文化都得到较好的发展。     

上好关键“第一课”

在目前全省市、县、乡、村党组织换届刚刚结束的关键时刻,安徽省委高瞻远瞩,狠抓要害,精心部署开展了"五级书记大走访"活动。将此举作为各地各级新产生的党组织领导班子"一把手"履新任职的"第一课",此举意义非同寻常。     

伏牛山中耀眼星——记西峡县“农村十佳党支部书记”马保强

西峡县重阳乡芦沟村位于八百里伏牛山腹地，绵绵不断的山脉孕育了勤劳朴实的芦沟人。这几年，青山绿水间的芦沟村一排排小洋楼拔地而起，自来水都流到村民的锅边。说起这喜人变化，不能不说村党支部书记马保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