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国际体系与中国的外交选择

"国际体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指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所构成的整体。由于国际行为体的现实互动行为具有不同的属性,所构成的体系具有不同的属性,因此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具有多重属性而非一种属性。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分别阐述的权力、制度和观念所指涉的就是体系的不同内涵。在传统的国际体系观念中,权力政治居于主导地位。在当代,由于体系中制度与规范的因素凸显,因此研究者已不能再以权力政治的简单逻辑来判断国家间的互动了。认识这一点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进行战略评估都有重要意义。联系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进行这个视角的思考尤为重要。面对具有多重属性的体系挑战,中国只有处理好自己的战略排序,对涉及规范、制度、权力的互动作恰当安排,才能顺利地实现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     

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改革与创新全球治理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各治理领域的制度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创建与重建过程。尽管如此,现行的国际机制仍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挑战,全球治理失灵。全球治理面临着种种制度困境,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凸显全球治理机构代表性不足,主权民族国家体系造成全球治理机制责任错位,国际机制复杂性引发全球治理政策失灵,全球治理议程扩大显现全球治理体系的盲点,理念分歧与竞争使得全球治理规范缺失。在此形势下,各种关于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主张纷纷出现。改革全球治理体制,需要确立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推动国际规范的包容性发展,增加国际制度的积极互动,并重视全球治理的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制度完善。     

多元利益与制度合作——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合作思想

罗伯特．基欧汉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以批判新现实主义理论作为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以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理论建构的现实支点，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作为分析视角，吸收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核，建构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而国际合作理论是基欧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他批判了新现实主义的权力论，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论证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运用市场失灵理论和科斯定理，分析了国际合作的制度选择，建构了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其国际合作思想在彰显秩序与民主的同时，又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维也纳体系对国际合作的启示

维也纳体系维持了欧洲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它是在英、奥两个主导大国的推动下,通过协调大国矛盾,在寻求各国共识的基础上构建形成的均势体系。维也纳体系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却给国际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在维也纳体系框架下,通过大国协调达成的主权国家之间具体划界原则、多边国际会议制度以及对欧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探索、对研究国际合作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视角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治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强调国家的中心作用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相互依赖,强调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创新,它为推进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新自由制度主义之下的国际体系现状与前景

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是强调国际体系中“合作”要素的国际关系理论。当今国际体系，主要有行为体的多元化、国际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互动模式的多种并存和国际机制的不断变化发展四个特点。关于国际体系的前景，预计会在现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主要体现为新的国际体系的缓慢形成，地区主义与区域化合作继续加深，更广泛议题的合作，以及和平仍然是国际发展的主题这四个方面。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欧洲联盟权力演变的新制度主义解释

欧洲联盟可以说是当今国际社会的“制度典范”,众多超国家和政府间制度构筑了欧洲联盟内的制度框架.新制度主义以其强大的学科背景和众多流派在解释欧盟内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展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理论优势.然而,新制度主义分析制度在欧盟中的作用时,存在其自身的局限,需要综合内部不同的流派来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建构.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及大国关系的影响

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对大国关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正日益显现.金融危机;l起大国实力的消长变化.由此带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微调;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形成冲击.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逐步演变;金融危机使"一超"与"多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相对缩小,推动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金融危机使经济外交成为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各大国之问的双边关系出现微调,影响着大国关系的走向和发展.     

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的制度分析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自治的制度的研究多偏向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本文借鉴历史新制度主义的诸多概念与理论,试图加深对西欧中世纪城市制度的起源与演化的研究。在城市起源问题上,本文努力将城市自治制度起源与城市起源两者区分开来,从制度分析中的结构与行动者两方面探寻西欧中世纪城市自治制度的生成：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城市与地方自治制度作为重要的制度遗产,加上封建时代的权力分散结构为城市自治制度的诉求提供了结构性优势。而城市商人主导的市民阶层在行动中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优势,在与领主的博弈中不断斗争,最终达成妥协,形成了以城市特许状为核心制度架构的城市自治制度体系。而在城市自治实施过程中,随着城市内外权力结构变化,国王与领主的权力逐步通过新的方式渗透到城市治理结构当中去,社会分层导致城市权贵主导的大家族或行会逐步垄断经济与政治管理权力,主导城市自治并逐步形成封闭的寡头统治,以至于触发后来连绵不断的城市底层市民的暴动。这样的自治蜕变犹如政体腐化一样,也呈现出别样的趋向性。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国际制度”概念辨析

国际制度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某一领域内 ,为了约束国家和其他国际社会的主体而设置的机构、设施、规则的系统体系。这个系统体系必须具备制度的一般特征 ,即包含两大要素 :一是规定国际社会的相关领域内各行为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和运作模式的规范系统 ;二是为了执行、推动、监督和核查各种规则和模式而设立的组织系统。因此 ,国际制度的概念范畴包括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国际法是国际机制中的强行规范 ,也从属于国际制度     

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述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导范式,不仅推动了政治科学研究内容的更新,还进一步拓展了政治科学的研究领域,为制度理论的建构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本文主要从制度研究的适用领域与政治学本位视角、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内在争论的焦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权力基础、新制度主义视阈下政治制度研究的整合与超越四个方面,对国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现状与理论发展进行综合性的评述。     

数字技术创新与国际战略竞争

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与此同时，其也给国家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压力，网络攻击成为国家难以回避的安全威胁，数字技术能力及其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激烈论争。为缓解数字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家的总体应对思路可概括为实力路径和规范路径。就实力路径而言，无论是网络威慑还是同盟合作，其核心都是寻求数字和物理空间实力/影响力的有机融合。就规范路径而言，尽管国际社会推动网络和数字技术国际规范的努力有所进展，但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体系大国就相应国际规范达成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推动了大国战略竞争的转型，但尚未给国际冲突带来颠覆性变化，其原因在于目前新兴技术的军事应用水平仍难以突破传统军事能力的约束。展望未来，数字技术与其他国力要素的融合仍将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所在，而推动同盟/伙伴关系拓展至数字空间以及国际规范论争，也将是数字时代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

国际制度缘何重要?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都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背后有一只“权力之手”在起作用,制度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服务作用上;自由主义从理性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有力地论证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得了里程碑性的成就,后经过莉沙·马丁等学者的补充完善,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四种基本博弈模型为分析框架,以理性主义为基底的功能主义国际制度需求理论,初步回答了国际制度重要性的问题。“国际制度理性设计”、“制度治理”等开始成为这一领域新的研究纲领。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必须有规范基础,国际制度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促进行为体利益实现的功能上,还体现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上。通过对三大流派关于国际制度重要性的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三大流派在“理论范式”的层面上会继续争鸣,在“具体研究纲领”的层面上会不断融合。     

社团治理机制的范式创新与比较——基于新制度主义进路的视角

新制度主义作为研究方法,以解构宏观社会和解剖微观事例为基础解读制度演变的答案;从竞争性和合作性的人类特质角度,来建构新的社会结构体系。应借鉴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能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自生机制建设;借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借鉴规范制度主义能动与结构的联动性特征,加强社团治理的公共机制建设;同时,也应突破新制度主义"联动与结构关联性"的认识,构造"能动—结构—互动"的社团治理机制新机律。     

国际制度与国家认同互动关系分析

认同是影响国家参与国际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国家在参与国际制度的进程中,认同与制度化构成一个互动的关系。从认同的角度看正向的国家间认同为制度化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从制度的角度看,国际制度为国家认同的塑造提供平台,高级制度化往往伴随着一个国家内化规范及认同建构的过程。二战后的欧美关系的发展就是一个认同与制度化良好互动的典型例证。双方在良好认同的基础上开始制度化进程,而在国际制度基础上的国家间交往,则进一步加深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程度,改变它们对安全、权力、利益和主导规范的认识,推动欧美关系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跨大西洋安全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