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效果与反思

建构国家认同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亟待解决和谨慎处理的重大问题，其核心任务在于妥善处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关系，有效整合国家认同的内涵。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建构国家认同的可行路径，从建构“俄罗斯民族共同体”到“俄罗斯世界”的变迁，逐渐形成了以“千年俄罗斯”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俄罗斯政府自上而下的努力下，俄罗斯全国各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公民认同感显著增强。俄罗斯挖掘国家认同的历史文化基因、更新国家认同的定义等做法，为多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了诸多经验和教训。     

悲剧的诞生:身份认同困境与克里米亚的命运

身份认同问题是原苏联空间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转型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共同难题,而克里米亚长期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也是国际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克里米亚身份认同问题源于苏联时期,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戈尔巴乔夫,不同时代的苏联领导人对于克里米亚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政策。由于不同时期的政策思路存在明显的矛盾,使得克里米亚的身份归属出现了"错位"的现象,从而导致苏联解体之后的克里米亚陷入了身份构建的困境之中。后苏联时代的克里米亚共有三条可能的身份建构路径,分别是推动国家认同的深入,建立乌克兰身份;推动地区认同的深入,建立克里米亚的独立地区身份;以及推动民族认同的深入,回归俄罗斯身份。但在身份认同建构的实践中,由于克里米亚半岛以俄语为共同语言,在俄语的历史叙事中,乌克兰的缺位和鞑靼人的反面角色使其难以通过历史叙事的重构形成新的国家认同和统一的地区认同。同时,由于长达数百年的俄罗斯化过程,整个半岛的符号体系完全俄罗斯化,无论是地理名称、城市雕塑、政治符号抑或是文化标签,都被打上了鲜明的俄罗斯印记。在原苏联空间内复杂的族群分布状态下,乌克兰中央政府无力主导克里米亚的身份认同建构。而克里米亚人为了平衡来自基辅的外在压力和来自鞑靼人的内在压力,继续维持并强化本就在本地区占据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民族身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继承苏联所赋予克里米亚的所有身份符号,并重新寻回沙俄时代的历史叙事,强化自己的俄罗斯身份。在俄罗斯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克里米亚在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分离主义运动,在1994年,整个分离主义运动达到了高潮。时任乌克兰总统库奇马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有利的国际背景,在没有产生冲突的情况下瓦解了90年代的分离主义运动,但始终没有办法推动克里米亚地区形成乌克兰身份的建构。最终,在2014年3月,身份认同的困境最终成了克里米亚事件的导火索。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也再次证明,身份认同的问题并不能完全决定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但是如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地区长期无法摆脱身份认同的困境,那么它始终都将成为这个国家或地区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潜在威胁。     

难以摆脱的“俄罗斯化”——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俄罗斯犹太人的归国难题

19世纪末以来,以色列一直是俄罗斯犹太群体迁移的主要方向。1965、1990年后的几次大规模移民,促成了"俄罗斯-以色列"为轴心的文化空间格局。在后苏联流散语境下,以色列"大熔炉"理念带有集体认同结构升级的诉求,使当代"流散"的内涵显著复杂化,也使俄罗斯犹太群体的认同问题愈发凸显。俄罗斯犹太历史文化记忆重构是在矛盾分裂的语境下进行的。一方面,在犹太复国主义话语框架下,亟须摆脱流散地意识形态阴影,重建符合犹太集体想象的民族文化源头;另一方面,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受流散地文化影响极深,强调精英智识和精神性,深受民粹派公民意识和历史观的影响,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反而愈发依赖流散地历史文化经验对身份认同的意义。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的俄罗斯犹太移民身份认同更加倚重集体记忆的建构,呈现出如下趋势:克服俄苏国家话语导致的记忆危机,增强历史文化记忆的约束力;保护流散地的俄罗斯传统,实现文化身份、国家身份的分解与再融合;经历文化适应与对立认同阶段,逐渐向以俄语为基础的流散文化共同体过渡。     

宿命与超越——地缘政治之于俄罗斯国家认同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困扰。在共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在同周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动态互动中形成内部的统一;在历时性层面,俄罗斯需要克服传统的"路径依赖",重构历史观念。俄罗斯国家认同危机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它所赖以维系的国家意识形态被抽离,但是地缘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一方面,地理观念作为国家认同的知识传统和基础,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记忆不可分离,基于地理的领土扩张是俄罗斯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特征。另一方面,苏联解体所导致的地缘政治巨变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侵蚀,导致地缘综合征在俄罗斯社会的蔓延,从而促进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出现了大量的地缘政治话语,反映了它在国家、地区和世界三个层面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追求。俄罗斯在国家层面所致力确认的身份,是一个通过传统价值凝聚起来、具有独特性的完全的主权国家;在地区身份的塑造上,俄罗斯不再追求以前的"主宰性"角色,而是试图确立自己的"主导性"地位,将后苏联空间纳入其势力范围;在全球身份的追求中,俄罗斯希望成为大国协调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它并不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而是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与尊重。作为加强认同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动员工具,地缘政治具有对抗性与零和博弈的特点,其负面效果显而易见。从传统的观念和当代的现实来看,俄罗斯无法摆脱"地理的诅咒",迷失在地缘政治中也许是俄罗斯的宿命。     

俄联邦的俄罗斯帝国传统——关于认识后苏联文学的方法论问题

文学在后苏联没有消亡,甚至年度的文学生产量远超过苏联时代的每年文学创作.然而,后苏联文学的存续及其所显示出的生命力,不能视作是反意识形态的产物,也不可以仅仅看作是文学产业化的结果,倒是应该看到,文学在后苏联的独特性是后苏联社会进程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对其审美的表达.这种情形接续了文学在俄国的传统,从而继续与欧洲文学相区别.造成后苏联文学的如此特质,正在于俄罗斯自身的帝国传统在俄联邦时代不是中断了,而是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使俄国重建有了国民认同的依据,文学则成了在审美上促成俄国人认同俄罗斯国家的重要力量.     

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族族群意识调控及国家认同建构

在当代多民族和多族群国家中,族群意识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其对维护族群的自主性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容易造成作为国家主体的民族和作为非主体民族的各个族群之间产生不同水平的认同,不利于塑造整体性的国家认同。族群意识若调控不当,不仅影响着一国内部民族和睦及社会稳定,往往也会成为制约该国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受俄罗斯影响最早和最深的国家,其国内俄罗斯族人口的发展变迁史为独立初期俄罗斯族族群意识在哈萨克斯坦的兴盛提供了土壤。得益于哈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基本维持了和睦稳定的族际关系,在调控国内俄罗斯族族群意识方面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成为后苏联空间乃至世界范围内构建和睦族际关系的范例。基于哈萨克斯坦国内民族人口构成的现实状况,实现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将成为哈萨克斯坦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     

东正教与当代俄罗斯国民信仰及自我认同

在苏联解体后20多年来的当代俄罗斯社会,东正教在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皈依东正教的俄罗斯国民人数不断增长,教会组织迅速扩大,东正教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加强。然而,在探究俄罗斯国民东正教信仰状况时会发现,东正教追随者与信仰者并不完全重合。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东正教对俄罗斯国民精神、心理及民族文化自我认同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力。     

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建设与分离主义的消弭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民族-国家建设中成效显著,不仅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能力,而且解决国内分离问题,避免了国家失败和政治衰朽。俄罗斯境内分离主义的消弭,在于其领袖选择了成熟的民族-国家政策和策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精英克服国家分裂的风险,建立起总统制和不对称联邦制,但面临着地区分立主义和车臣分离主义问题。历经两次车臣分离冲突之后,普京总统进行联邦制改革,把权力集中到了联邦中央;通过大国外交构建了俄罗斯现代认同;通过八月战争强化了俄罗斯政权的强力性。此后,通过干预乌克兰危机,极大提升了俄罗斯政权的民族性特质,再次巩固了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成果。普京四任预示着其保守主义政策理念的延续,俄罗斯民族-国家强力建设的步伐不会停顿,但也意味着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建设面临新一轮的挑战。     

未获承认地区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的政治认同:东正教内部关系及跨界少数民族问题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疆地区.研究后苏联民族冲突的学者一般认为,民族认同在民族冲突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之所以如此激烈,原因即在于此.但这种认识实际上并不全面.本文以黑海沿岸的阿布哈兹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为例,从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以及比萨拉比亚东正教会内部关系探讨政治认同与民族冲突问题,认为研究跨边界行为者对认识整个黑海沿岸地区的认同政治是有利的.     

后冷战时期波兰的民族认同与俄罗斯观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民族的"他者"的变化互联互动。俄罗斯在波兰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始终以"他者"的角色而存在,对后者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就波兰人的民族认同来说,俄罗斯的负面形象发挥着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功能。后冷战时期的波兰完全放弃了关于其身份和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旧有观念,其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剧变后的俄罗斯的民主化转型,深刻影响着后冷战时期波兰的俄罗斯观的转变和波俄关系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