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探析

随着全球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化，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由“牵制者”转向“骑墙者”。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励视角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演变是内生因素和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其承受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带来的压力、生态脆弱程度高、面临经济转型困境、国内减缓成本降低，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海湾国家气候治理势在必行。为此，阿联酋、沙特、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标，其主要内容包括：增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研发推广碳捕集技术，减少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补偿碳排放。海湾国家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为，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能源系统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这将导致高碳排放的化石能源使用减少，进而冲击海湾国家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海湾国家已开始为达到气候治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付出努力，但因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     

碳中和背景下中日韩清洁能源合作嬗变

中国、日本、韩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大国分别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并制定了各自的清洁能源发展与绿色产业经济振兴的国家战略，这为三国清洁能源合作与区域能源转型提供了重要契机。中日韩在环境保护与绿色能源领域有着长达三十余年的合作基础，其过程呈现出“多层多元并进”和“新多边共治”的演进路径特点。但目前东北亚清洁能源互动呈现出日益复杂化的态势，体现为政治互信缺乏与区域能源机制建设滞后并存、高碳能源路径依赖与区域绿色竞争并存、域外国家干预与新能源地缘风险攀升并存的复合性挑战。在绿色竞合背景下，中国应发挥作为全球清洁能源生产大国的结构性优势，以碳中和态势为契机从机制创新、竞争管理、区域凝合和张力缓释等维度推进区域包容性、务实性和可持续性的清洁能源合作，从而在东亚区域能源治理新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角色。     

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与限度

世界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与俄乌冲突、大国战略竞争叠加,在全球层面改变了国家间权力平衡,并重塑了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模式。美国将能源权力与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相结合,构建围绕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盟友体系。这个体系既可以通过利诱补偿来拉拢盟友和伙伴国,也可以通过威逼威慑来遏制竞争对手和敌对国。在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美国以塑造“更加安全”的世界能源体系的名义来改变全球能源格局的权力结构,利用“全产业链”优势提升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由于正向权力建立在补偿机制之上、负向权力建立在不对称相互依赖之上,美国能源权力的扩张存在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的限度。面对百年未有之能源大变局,中国有必要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将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潜力转化为世界能源和气候治理中的“结构性权力”,利用清洁能源的技术优势、化石能源的市场优势提升议程设定权、规则制定权和市场议价权。     

贸易战背景下的中美能源博弈与合作北大核心

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中美能源合作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合作不断减少,博弈不断加剧,中美能源关系面临全面恶化的风险.从根源上看,中美能源博弈的加剧是因为两国在能源安全观和能源利益方面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而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政策和对华发动贸易战则分别是中美能源博弈加剧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目前,中美能源博弈加剧,但合作的基础仍存,尤其在能源贸易和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合作具有较大的潜力.从长期看,能源转型是大势所趋,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碳排放国,携手能源转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必由之路.当前,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采取各种举措防止中美能源博弈进一步加剧,努力使中美能源关系重返合作路径;另一方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中美能源可能发生冲突的最坏准备.     

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跨国主义范式——多元网络化发展的特点、动因及挑战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综合性解决路径,清洁能源利用在各国的迅速崛起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能源秩序变革以及全球清洁能源善治提出新的诉求。在发展实践中,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日益呈现出一种基于多元主体参与且呈网络性拓展互动模式的跨国主义范式。本文基于对三种全球治理范式的理论探讨,深入分析了全球清洁能源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路径及其特点。全球气候能源战略格局转型、国家间互动中清洁能源的"去地缘化"属性以及私营部门的兴起从不同层面推动了治理的多元网络化进程。但这一进程也受到多元治理格局碎片化、体系中的"南北分割"以及"治理的再地缘化"等现实挑战的阻碍。在此研究基础上,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清洁能源治理提供前瞻性的建议,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气候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能动性。     

双重冲击下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与中俄能源合作议程更新

当前，全球“零碳竞赛”的长周期效应和俄乌冲突的短周期效应叠加，催化全球能源格局加速演变。本文分析了在气候政治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冲击下，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的“市场+权力”双重逻辑。在市场逻辑主导下，俄罗斯能源战略调整的重心围绕细化脱碳目标、推动能源价值变现和过渡性转型展开。在权力逻辑主导下，俄罗斯将激化市场博弈抵御制裁、利用能源杠杆分化美欧协同、借助“天然气卢布”重塑贸易格局、推动合作“重心东移”以维护市场领导地位作为战略调整的核心。通过对中俄能源合作进行案例分析，本文提出两国能源合作既存在开发进程提速、单向依赖上升和辐射效应增强的内生动力，也面临竞合关系的重构，以及政策性风险和技术性障碍增多的外部挑战，需要将危机预案制定、合作重心优化和模式探索作为中俄能源合作议程更新的重点。     

东盟五国能源安全的政策保障及其借鉴

面对能源安全领域的挑战,包括能源结构单一、自给率低、效率进步缓慢和环境问题凸显,东盟五国政府通过能源三大法律政策实施、能源效率奖励机制创新以及区域能源合作网构建等政策保障制度来应对能源安全危机。相似的能源现状为借鉴东盟五国经验奠定了基础。中国应出台和完善保障性能源安全政策,创新能源效率奖励系统,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深化国际能源合作。     

能源转型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电力合作分析与展望

电力供应保障是一个国家民生和工业的基础，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印度尼西亚尚未完全实现电力普遍供应，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电力供应作为保障，电力供应短缺仍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这也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开展电力合作提供了契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煤电、水电领域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当前，印度尼西亚电力产业对煤炭依赖程度较高，仍面临着能源转型的严峻挑战。中国宣布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在能源转型背景下的电力能源合作具有历史基础和现实机遇，伴随着印度尼西亚政府加大对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明确电力能源领域合作范围和不断拓展电力能源合作空间，为推动更多的中国直接投资进入印度尼西亚电力合作领域提供了制度保障。随着印度尼西亚能源法律政策的调整，中资企业可将水电、地热发电、光伏发电及电网建设等领域作为电力能源合作重点，合作方式可从电力工程承包扩展到电力项目投资，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拓宽与印度尼西亚电力能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并促进印度尼西亚能源转型。     

从中俄石油管道项目“安大线”的难产看中日能源战略竞争

进入21世纪，中俄在加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形势推动下，决定修建中俄石油管道“安大线”，但就在此项目积极准备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日本从中插手，使安大线项目难产，从而使中日两国在能源战略利益上发生碰撞。中日之间的战略竞争不仅缘于地缘经济、政治问题，而且还在于国家战略方向的选择问题。“安大线”的难产促使我们重新审视21世纪的国际能源竞争形势和我国的能源战略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原则对美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进行了“全面且大幅度”的调整,其内容包括:振兴传统化石能源与核能行业、加速实现“能源独立”并扩大能源出口、降低对新能源的支持力度、打破美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气候规制约束.特朗普政府调整能源与气候政策的主要动因包括三个方面: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在思想理念上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并且在利益上与化石能源企业关系紧密;力求促进能源产业工人就业并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致力于打造美国的国际“能源优势”.特朗普政府的能源与气候政策将对国际能源格局和气候治理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加快成为全球能源体系中的重要战略棋手;世界能源市场在中短期内供过于求,能源投资赤字扩大,全球气候治理全面倒退,国际能源与气候政治更为复杂;中美能源贸易合作将取得进展,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新支柱,但气候治理合作却会陷入困境.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

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与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从能源来源、战略通道、合作机制、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为解决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提供有力支撑。"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布局,有效避免了对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能源进口的过度依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断推进合作,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有力推动了区域与跨区域能源合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丰富、资源国出口多元化和消费国进口多元化需求契合、炼油化工技术和建设施工能力较弱,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大量新的合作机遇。但中国企业在能源合作环境复杂多变、大国因素的干扰、非传统安全威胁、合作国的能源政策因素等方面也存在挑战。论文最后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对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战略思考。     

俄罗斯亚洲部分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发展

俄罗斯亚洲部分——乌拉尔山以东领土的燃料能源综合体是俄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能源转型的背景下，需要从能源生产和出口状况的角度，以及遵循ESG(环境、可持续性、治理)范式，看待和考虑俄罗斯亚洲部分燃料能源综合体的发展，以确保这一广大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解决俄罗斯东部科学与生产服务发展、机器制造专业化，以及燃料和能源的深加工等问题上的滞后，明显降低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减少碳排放问题的机会。ESG范式是现阶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之一。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管理东部巨大能源潜力开发利用的程序与方法。目前中国和亚太地区市场对俄罗斯初级能源产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不应被视为长期稳定的趋势，并在制定和实施长期结构性决策时完全依赖于此。为了提高俄罗斯亚洲部分燃料能源综合体及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应该考虑和发展基于不同行业和地区相互联系及合作的项目。     

中国与印度能源合作的政治经济分析

近年来，由于国内能源有限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与印度两国的能源供给越来越多地依靠国际市场。在国际能源领域，双方加强合作与协调攸关两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全局。尽管存在着竞争，但双方互利合作是主要的发展趋势，中印各自的发展优势也为不断拓展两国能源合作提供了广阔的互补空间。     

俄罗斯能源外交走势与中俄能源合作

为了应对全球能源安全问题，俄罗斯制定了能源外交多元化及向东倾斜战略，这对中俄能源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由于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石油进口渠道单一、运输渠道缺乏安全保障，使我国的能源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实行能源多元化战略刻不容缓。基于中俄良好的政治关系、优越的地缘条件和互补的能源需求，俄罗斯将成为中国新的能源供应地，中俄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但由于俄罗斯国内和国际因素，两国在能源合作过程中会面临严峻挑战。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基础、机制与问题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具有广泛的共同基础,因为发展清洁能源是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是两国实现经济转型、占领新的战略制高点的新抓手。此外,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性与互补性也推进了两国的合作。目前,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高端、战略性的双边合作机制,如中美能源政策对话(EPD)、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等,签署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协议,两国在风能、太阳能、清洁煤、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但是,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也存在竞争、摩擦与冲突,如清洁能源核心技术转让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等。从长远看,中美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与分歧,两国合作具有广泛前景。     

中俄石油管道合作的现状及前景分析

自从1994年俄罗斯首先提出修建中俄石油管道以来，中俄双方签署了数项协议，准备修建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安加尔斯克至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安大线”。此后，中俄石油管道合作又经历了从“安大线”、“安纳线”再到“泰纳线”的曲折过程，很多人因此对中俄能源合作的前景产生怀疑。然而，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其不会轻易放弃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同时新线路的出现也更加证明了俄罗斯希望加强同中国能源合作的愿望。巩固和扩大中俄能源合作，符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也是两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因此中俄能源合作前景是光明的。     

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增长的启示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利用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发电的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发展中国家相关项目的总投资规模,首次超过了发达国家。对于扩大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条件,传统的评估框架主要强调技术成本和融资能力的影响。然而,发展中国家取得的成绩显示,同电力需求、资源状况和政策环境有关的一些因素,在驱动增长方面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中亚“可控民主”的路径依赖分析

中亚“可控民主”治理模式的产生是中亚特殊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族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亚五国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对民主治理模式的新探索。这一探索包含了对以往政治模式的惯性依赖。这种惯性过程不仅在现在塑造着中亚“可控民主”治理模式,还会在未来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变革产生影响。     

中国能源国际合作模式的选择

面对严峻的能源形势，中国通过海外投资获取“权益”油气资源已成为当前保障中国能源供应稳定的有效途径。中东、非洲等动荡地区是中国油气公司海外投资合作的主要对象，风险难以回避。中国油气公司的海外投资合作因带有“国家色彩”引发了西方社会的诸多猜忌和干扰，使中国能源国际合作面临西方的战略“挤压”。中国应审时度势，转变能源国际合作的单一模式，采取“双边纵向合作”与“多边横向合作”“纵横”运用的“复合模式”，在同资源国保持良好双边关系的同时，通过加强与西方能源消费大国的协调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能源市场。     

金砖国家能源合作的问题与路径

金砖国家在供应和需求两方面都是影响全球能源市场重要力量,具有大致相同的能源利益与诉求,面临共同的压力与挑战,迫切需要提升多边能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金砖国家加强多边能源合作,可以优势互补,作为一个整体推动国际能源新秩序的构建。金砖国家在能源问题上也面临许多矛盾,甚至存在冲突,其能源合作应该坚持制度化与包容性原则,建立能源协调机制,强化在能源金融、能源技术交流、能源安全机制等方面的合作,并提高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