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的历史演进理路及法律解读

西方市民社会历经政治自治、经济自治到社会自治依次相继的三个发展阶段,市民社会理论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关系模式现今已失去示范意义。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经移植后在我国民法领域新时期所呈现出的"市民"与"国家"间冲突的情形下,实体民事法律的制度供给更应考量"市民"与"国家"之间的良性沟通与互动。     

论新社会阶层与市民社会的共生结构与互动逻辑

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逻辑关联，两者共存共生、双向互动。新社会阶层是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市民社会是我国新社会阶层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但是，在我国新社会阶层的发展．培育市民社会，实现新社会阶层与市民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重要作用。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中政府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

我国公共安全管理模式主体上是以政府为主要应对力量,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不高。政府与社会之间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客观原因在于政府对社会力量的管理能力不够,主观原因在于政府与社会力量的互动意愿不强,以及社会力量本身的发育程度不充沛。我们需要从政府与社会力量互动角度重新思考转型期的公共安全管理制度,结合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公共安全管理法规体系等方式建构起一套适应现实需要的应对潜在和显在威胁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及社会管理再生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批判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内涵包括: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源泉;经济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启示我们在当前社会管理中,要以服务型政府为指导,正确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的和谐自治和依法管理社会。     

论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西方企业社会责任培育机制脱胎于企业行为的异化及其所造成的普遍社会问题,是社会与企业互动和相关条件逐步积累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企业与社会冲突、初步形成、快速发展和与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相融合几个阶段。由于国情的不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路径与模式与西方有所不同。目前我国既缺少市民社会的基础,又缺乏社会责任运动的推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作用将显得尤为突出。     

市民社会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影响

伴随着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市民社会逐渐发育并日渐生长,市民社会之网在人们的视野中日益清晰。市民社会的产生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这表现在：中国市民社会的生长能有效监督政府权力,遏制权力腐败;市民社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自治的发展,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市民社会的生长有利于培育参与型公民文化,推动我国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市民社会的构建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的健康发展,实现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发展的良性互动;市民社会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是维护我国政治稳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力量。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都是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各有其限度,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此维度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社会资本与提升政府公信力

政府公信力已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以信任、合作、规范、社会参与网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能够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优化政府行为、增强政府与公众的互动。这就要求培养公务员的公共精神与服务意识,实施诚信的政府行为;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政府的回应性;培育民间组织,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与合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     

析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多发期，如何确保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是当今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它对市民社会内部矛盾的揭露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它对当今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具有深刻而独到的启示。     

社团组织对缓解转型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功能探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在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突出，积蓄的大量社会张力需要化解。作为我国在公民社会兴起时代的一种民间组织，社团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是维护社会公正，有效解决社会分层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和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途径。     

市民社会的局限性与媒体的社会控制

市民社会发展至今已经充分体现了其重要功能,尤其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繁荣文化,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其自身的局限性也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在信息时代,媒体已经成为市民社会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合理的心理暗示、积极的人生信仰和良善的社会道德实现社会控制,规避其局限性带来的社会风险,更好地使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发展达到制衡,从而有助于市民社会的发展。     

“市民社会”概念的意义及其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市民社会是指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的领域 ,黑格尔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市民社会概念 ,马克思第一次正确揭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有积极意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关系。中国的法治必然建立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良性互动关系基础上 ,并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要保障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转型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战略,是适应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整体转型的基本需要,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长久性、基础性工作,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通过尊重和维护公民个体的权益、科学的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构建了一种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为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宪政建设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良好发育

市民社会是宪政建设的基础。中国的宪政建设将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崛起与成熟。市民社会通过培养了宪政文化。形成了社会权力，形成了与政治国家良性互动的局面等方式为宪政建设奠定基础。在当下条件下构建市民社会也应从多方面努力。     

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

市民社会与民法的关系是近年来法学界研讨的论题之一。通过一种历时性的理论考察,能够揭示市民社会与民法的互动关联,指出市民社会孕育与推动了民法的成长与丰富;民法规范与保障了市民社会有秩序的自由发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民法的影响,以及民法在二者关系中所起的平衡作用。     

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以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为例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管理面临着城乡、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协调的矛盾,更需要应对分配体系和社会结构改革的挑战。针对此现状,很多地区都进行了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河南省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体现出市场化的管理理念、现代性元素以及网络化的互动方式等新理念。     

以政府角色归位促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在社会管理方面存在薄弱与滞后两大问题,所以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政府对社会管得太死、轻视社会管理、管理方式不合理等现象是社会管理薄弱与滞后的直接表现,而政府角色不当是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所以要以政府角色归位促进社会管理创新与发展.政府应该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经济建设型政府、管制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要以人为本,注重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协调,建构合理的社会管理格局,建立民主、合作、高效、开放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由政府包办、以政府投入为主到社会共建、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互动协作的转变,有效集聚建设和谐社会强大合力.     

德国市民社会的历史嬗变及其特点

德国市民社会历史嬗变过程为人们思考和探讨国家与社会的辨证关系以及市民社会在社会政治文明推进中的功能与意义提供了思考和探索的“标本”。德国市民社会从国家一元主义向国家与社会多元主义200多年来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具有滞后性、曲折性、坚忍性和今日的相对成熟性特征,已经变得非常典型并富有德意志特色,成为德国公民民主政治生活的基本要素,国家在政府与社会之间越来越偏重于“社会”的自我管理与控制,这种管理和控制越来越带有非政治性和非统治性的自我“治理”色彩。     

论市民社会与党的领导

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形态天然共生的一种社会样式 ,它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 ,在新形势下如何面对稳步发展的市民社会 ,改革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 ,是其加强合法性建设 ,更好地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课题。中国市民社会同我们的执政党之间初步实现了良性互动 ,但仍须进一步调适和磨合。如何科学对待并妥善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关乎中国政治、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值得深入探讨     

市民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国家与社会

在市民社会的观念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核心.考察黑格尔之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外学者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论述,总结其中有关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变迁,可以清楚地看到市民社会理论发展的脉络.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中国本土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