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刑事诉讼法对控辩平衡问题的处理

所谓“控辩平衡”,即刑事诉讼中控方(侦查、起诉方)与辩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及诉讼权利基本相同,在此基础上,双方围绕事实与法律,展开调查、取证、辩论,法官根据双方的举证,居中作出裁判。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三方诉讼主体,即检察机关、嫌疑人或被告人、审判机关(以下简称“控、辩、审”),作为     

控辩利益交换:现象与省思--从利益观的视角观察刑事诉讼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控辩双方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进行利益交换和合作的事例越来越多 ,渐成趋势。对实践中利益交换现象具体样态的分析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     

论利益衡量的阶段性

利益衡量贯串于法律运行的整个过程,是法律中的普遍现象,也是法律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法。利益衡量分为立法和司法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中的利益衡量各有不同的任务、特点和要求。立法中的利益衡量主要关注一般的、抽象的利益冲突,而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则涉及个案中特殊的、具体的利益冲突。对这两个阶段的区分是正确理解和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前提。     

利益平衡原则在平行进口案件中的运用

平行进口问题因涉及每方利益冲突,甚至涉及国际自由贸易保护与知识产权保护两大理念的矛盾与冲突,而陷入两难。本文论述根据我国产业状况和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用利益平衡原则指导平行进口条件的审理。     

试论立法与诉讼结构的缺陷对律师刑事诉讼执业权利的影响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得不到完善保障导致律师参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向控辩式转型消极的现状令人担忧。作者对照刑事辩护制度的国际标准，从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出发，分析认为：立法上的缺陷、诉讼结构内在机制不平衡与当前司法体制弊端的双重作用是影响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保障的两个主要因素。     

利益的类别及相互关系

利益是法的核心问题，利益决定着法的产生、本质和发展。根据主体不同，利益分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没有也不应该有什么特殊的利益，更不应当存在任何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背的所谓国家利益，否则就不是国家利益，只能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个人的、利益集团的，或阶级的利益。区别具体的利益价值与抽象的利益价值十分重要。一般来讲，低位阶的利益服从高位阶的利益。在法律实践中，常有以维护高位阶利益为名侵犯或忽视低位阶利益的情况。区分一般利益与具体利益，有利于防止那些打着“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旗号，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冲突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冲突双方都有自身的利益表达,而且两者利益之间存在一个边界,并围绕着这个边界进行利益博弈,一旦一方越过边界,就会发生利益冲突。当利益冲突超过边界限度或得不到控制时,势必会对社会的存在构成威胁,从而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划分利益边界,平衡利益边界结构,规范利益冲突制度,整合利益观念,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公平的社会机制。     

刑法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其在刑法立法、刑法解释、罪刑裁量和刑罚执行过程中均存在利益冲突,需要进行利益平衡。而这种利益平衡的实现需要在立法上合理地确定犯罪圈的范围、优化刑法规范的表达方式;在刑法解释中建立民众参与机制,反映民众的利益诉求;司法上加强对法官裁量权的制约,保证个案裁判的实质公正。     

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以个人所得税为视角

利益衡量是指对发生冲突的各种利益进行估量后,考虑应置重于哪一方利益的一种思考方式。在税收领域,国家与纳税人、纳税人与纳税人、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与维护私人财产权以及税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冲突的协调是税法的重要课题。广泛的利益冲突为利益衡量在税法中的应用提供了契机,利益衡量为探讨税法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协调提供了一种方法。     

论沉默权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两个方向上的力，它们的合力指向和平、自由社会的建立。在不同时期人们对二者作出的不同选择，取决于人们所处的环境和对自身的认识。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各国刑事程序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也是贯穿于刑事程序始终的时常发生利益冲突的矛盾方面。沉默权的承认与否，则是一国刑事程序在上述相冲突的利益选择上的价值倾向的最集中的表现之一。一沉默权的发展沉默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衍生而来的当代刑事诉讼中的一项最为重要的权利法则。最先产生于英国，作为辩护理由用来对抗宗教法庭不入道的审讯方法…     

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的博弈与双赢

社会舆论与司法判决两者的权利均来自于《宪法》,一方权利的扩张,则导致权利失衡,形成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的博弈。激烈的利益冲突使得双方两败俱伤,因此,通过在立法过程中对民意进行疏通汇总,在审判程序中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对民意加以引导,营造社会舆论与司法机关双赢的局面至关重要。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定代理人制度之探析

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法律知识欠缺，自身的保护意识和防御能力不强，弱势地位明显，在刑事诉讼中更为需要关照和保护。法定代理人作为独立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对于维护未成年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配合司法机关推动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立法已经确立了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但由于相关条文甚少，内容含混不清，有些条文又彼此矛盾，所以该制度的应有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本文在研究现行法律文件的基础上，对完善刑事诉讼未成年人法定代理人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析。     

论美国报复性起诉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为了防止检察官利用自由裁量权滥施报复性起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确立了报复性起诉规则,并对检察官的报复性动机实行推定原则。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也不时出现检察机关为打击报复举报人、律师、记者等而提起诉讼的现象,这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也打击了社会公众对刑事司法的信心。综合法理与实务之观点,我国有必要建立报复性起诉规则,以达到防止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双重目的。     

伪证罪法益及其构成要件的法益解释

在我国刑法立法上,伪证罪的法益已经从公民人身权利向国家司法利益转变。刑法理论界存在的“复杂法益说”观点是旧刑法“人身权利说”的变种。伪证罪侵害的具体法益应当理解为“言词证据的司法运用”。据此,对伪证罪的构成要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主体要件方面,将被害人解释为伪证罪的主体有其实质合理性,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构成伪证罪的主体。担任言词证据记录工作的人故意做虚假记录的应当构成伪证罪;在主观要件方面。刑法对伪证罪设定的目的要求并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需要;在客观要件方面,关于伪证行为中“虚假”的认定,“客观说”更符合伪证罪的保护法益,刑法将伪证罪限定在刑事诉讼中,不符合伪证罪的法益内容。     

论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

刑事诉讼证明具有复杂的结构 ,存在多主体、多层次。因而 ,其证明责任也应是严格加以区分的 ,可分为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说明责任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在明确了刑事诉讼所有参与主体在证明活动中的责任的基础上 ,构造出完整的刑事诉讼证明中的责任区分理论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三点新认识

证明存在于诉讼角色独立的两方之间。证明标准是一方说服另一方的最低限度要求,因此证明标准存在于司法审查程序中。同时,由于有罪或无罪的判决结果对控辩双方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控诉方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设立内部标准来把握案件。当然,由于司法审查程序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可能有多种,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保护诉讼参与人的权利,真正做到在每个诉讼阶段更为严格地对案件进行把关,立法应当确立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由不同的司法人员来把握与适用。     

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点及难点

刑事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而刑事诉讼监督职能是否得到充分发挥,关系到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与否。文章以基层司法机关工作者的视觉,分析了当前监督工作的重点、难点,主张基层司法机关应强化监督意识,敢于自我监督,并加强队伍建设。     

论监禁刑执行变更检察监督制度的程序完善路径

由于我国现行的监禁刑执行变更程序是一种司法审批程序,导致了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没有可行程序加以保障。强化检察监督实效,就应当改造现行的司法审批程序,而改造司法审批程序,就是要构建起一个内置于监禁刑执行变更程序内的检察监督的新程序。通过监禁刑执行变更程序的模式比较,以及对程序中利益冲突的分析可以看出,构造类似诉讼的监禁刑执行变更程序的三角稳定架构,是保证各利益代表方都能有效参与到类讼程序的核心。     

刑事诉讼法中的决定权适用问题探讨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拥有广泛的决定权 ,司法机关以决定的形式单方强制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现象 ,这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而且也与现代刑事诉讼原则相背离。针对这一现状 ,我们有必要提出废止和变更决定权 ,使这一问题更能符合诉讼公平、公正的原则。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

刑诉法再修改的几个边缘性问题,指既与修改刑诉法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又是学界历来忽视的问题,具体包括:第二审审判中的诉讼关系问题;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的衔接问题;行政机关司法化问题;司法机关行政化问题。提出这些问题,旨在引起大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