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忠诚与行政检举

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超越官僚制：现实抑或乌托邦？

本文在介绍以韦伯范式为核心的传统官僚制模式的内容与缺陷的基础上 ,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启的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实践对传统官僚制的现实超越。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本文认为对官僚制的超越仅仅是一种乌托邦理想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目前都只能表现为对官僚制的进一步修缮 ,而不是抛弃官僚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与组织结构本身。文章最后分析了官僚制的现状与未来及其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与影响。     

县域社会中的政治整合:变迁与形塑

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形塑是以县为基点的行政渗透与政治整合的统一。传统社会以行政渗透为核心的权力下沉无法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农业经济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国家政治整合的不足,并造成官僚体制约束下的官民冲突与紧张。在以政党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架构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组织力量不仅整合传统的农村社会,并将其改造成为现代政党组织和领导下的政治社会。更重要的是,它把原来的整合主体即传统官僚制也纳入到整合、规制和形塑的范畴,通过政治运动把传统官僚制改造成为适应政党政治的现代官僚制。     

论行政忠诚困境的解决途径

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权力结构、利益机制和公私观念——传统官僚制行政的制度-行为分析

传统官僚制的制度结构决定了官僚人员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在专制的权力结构中,官僚人员的行政人格呈现依附性和自利性的矛盾;在封闭的利益结构中,官僚人员在分享统治利益的同时竭力寻求制度外的私人利益;受"公私不分"观念的影响,官僚人员以实现统治者意志来实现家族利益和私人利益。     

理性官僚制：公共精神的嵌入

官僚制存在不同的历史形态,传统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嵌入公共精神的理性官僚制。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建构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逻辑基础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困境——效率诉求与民主理念的冲突。突破官僚制、实现公共精神的嵌入需要技术基础的改善和制度规则的改进。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历史发端

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其产生的逻辑。生产力张力的释放、政治结构的重塑、多元地域文化的交流，以及“士”阶层作为思想主体的崛起，是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萌生的社会土壤。在百家争鸣时期，儒道墨法成为中国传统行政伦理思想的源头，并形成了与中国历史发展相契合的理论内核。     

现代理性官僚制的理性审视

以形式主义、普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现代理性官僚制行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社会组织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尽管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后官僚制"行政的诸多理论思潮对这一行政模式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理性官僚制组织结构的基本范式和这一管理模式运作的基本逻辑,它们无法确立一种足以替代理性官僚制的行政范式,因而并不构成对理性官僚制的根本性超越;相反,它们倒是为进一步完善理性官僚制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对于正致力于探索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转型期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诸层面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当前最重要的课题不是想当然地超越官僚制,而恰恰是要建构和完善现代宪政条件下的理性官僚制.     

儒家政治伦理的潜在局限性及对我国官僚文化的影响

儒家政治伦理,是儒家德性伦理在政治领域的运用和延伸,其主要主张是通过修身达致德治及天下太平的理想政治状态。以现代政治哲学及现代基本政治价值为参照系,可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潜在局限性。因此,儒家政治伦理理想虽然对我国官僚制提供重要的价值支撑,但其内在缺陷亦被同时带入官僚制度,并在官僚文化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对这一点的清醒了解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官僚制的特点及去向的认识。     

试论维系法国政治结构与行政管理体制的思想基础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 ,法国政治结构的制度安排尤具特色 ,其从本国历史和实际出发而设计的政治制度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目。本文阐明了集权制和官僚体系是维系法国政治结构与行政管理的主要体制。文章还以政府经济学的全新视角从对法国的集权制和官僚体系的深刻剖析中寻找到了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尚可借鉴的经验与应汲取的教训。     

强力与无奈——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政治分析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系统中 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是自秦代以来的官僚帝国调控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官僚权力的一个相当有效的途径，是巩固皇帝至高无上的皇权，制约官僚权力的自主性扩张，严厉打击官僚腐败的一个不可缺失的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长期的历史设     

试述晚清幕僚的桥梁作用

幕僚制度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一个特殊产物。晚清时期,幕僚这一特殊群体活跃于政治舞台,并在经世思潮向洋务思潮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浅议提升中国政府执行力与发挥官僚制优势

当前,提高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愈来愈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组织结构问题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现代官僚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必然选择。提升我国政府执行力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发挥官僚制的优势,构建我国现代行政组织体制。     

目前中国农村基层自治面临的政治伦理困境

农村基层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然而在传统社会影响深远的农村实施现代民主制度面临着种种困境，其中主要表现为角色困境、利益困境、权力困境、道德困境。这些困境无疑构成了实现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观念或制度性障碍。     

理性官僚制在中国行政文化中的运行分析——一种行政生态学的角度

利用行政生态学的分析工具,把中国现行官僚制作为分析对象,对照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首先考察了中国官僚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中国行政文化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界定了中国官僚制在中国特定行政文化环境中的实际运行效度,并对中国行政文化进行解析,挖掘出中国官僚制所存在问题的行政文化根源。基于此,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传统行政文化进行反思和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其中的积极成分引入到中国官僚制的构建过程中去,这样中国的官僚制和行政文化才能够在反思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乡村治理模式的运行——浅析政府主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中国的农村改革为乡村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改革在维系了一个时期的乡村发展之后,已有的动力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求,中国乡村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机制和体制保障,急需新一轮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乡村治理,是一种新型基层政治的理想术语,它包含了乡村政治中的新机制与新实践,因而是乡村政治管理中的新模式、新概念。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官本位思想生发的文化生态根源

官本位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的集中体现:农耕社会对权威的服从是官本位思想滋生繁衍的社会生活基础;血缘宗法制度和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尊卑等级关系;以等级特权为核心的官僚体制为官本位思想提供了体制上的安排和制度上的保障;官僚阶层对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和控制,形成了凭借官职等级控制、支配社会资源的利益驱动和价值导向;科举制度把社会各阶层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引导到追求功名利禄上来;中国传统文化对礼治的尊崇为官本位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石。     

向“公共服务型行政审批”转型的过程——地方政府行政审批的治理变迁

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管理的一个方面，必须在从传统的官僚制层级审批转变为无缝隙的立体服务型审批的过程中，寻求一种新的审批模式和一整套有别于传统的制度原则，才能更好的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浙江省湖州市行政审批改革为学界研究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可以通过湖州案例，研究行政审批的转型过程，来探讨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选择；进而提出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创新可以通过行政审批改革的路径回归公共服务。     

从现实政府走向虚拟政府的政府变革

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在改变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在改变社会结构。信息技术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体制、行政体制以及组织形式，也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行政文化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现代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秩序、纪律、制度安排、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建立在大工业化经济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和法律制度是围绕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核心组织和主要制度。工业社会的政府是现实政府，是从神权政府脱胎而来的政府，是现代科学和工业化大生产扫荡神权政治的必然结果。以信息为中心的知识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