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习惯与制定法的冲突与协调——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下,国家法与民间法同时存在并引发冲突,尤以婚姻家庭领域为甚。婚姻习俗与制定法发生冲突,使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遭受重创,协调两者冲突尤为关键。以天津农村地区为例,对婚约、彩礼等传统婚姻习俗的存在状态进行考察。婚姻习惯与制定法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譬如婚约的效力、彩礼的性质、彩礼返还条件及比例等。在坚持现行法律规定和精神的前提下,在民事尤其是婚约与彩礼纠纷审判中引入习惯,积极运用习惯解决相关法律纠纷,是解决纠纷、协调冲突的新途径。     

认真对待民事习惯

内生于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习惯对于国家制定法的执行影响十分重大。从民法的精神、世界多数国家的立法先例以及国家制定法的执行困境来看,民事立法对民事习惯的高度重视是十分必要的。漠视民事习惯的民事立法将会严重脱离现实,使国家制定法难以得到人们内心的认可,甚至使国家制定法被人们故意地规避。我国的民事立法应该借鉴国外重视对民事习惯的宝贵经验,确立民事习惯在民法中的补充渊源地位,广泛开展调查,化解制定法与习惯的冲突,软化立法以增强法律的社会适应性,强化司法以增强法律在人们心中的严肃感。     

司法能力建设的前提性缺陷及其突破——着眼于司法能动性及互动性的分析

由现行制定法的缺陷带来的我国司法能力建设的前提性缺陷,导致现行制定法与现实社会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冲突,这种冲突给法治特别是司法带来了破坏性作用。只有不断增强司法自身领域内的能动性和法运行机制内的互动性,从个案解决、整体解决、实质解决三个层次上入手,才能从根本上突破这种局限,促进司法能力建设。     

论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渠道的一般条款——以“凶宅”案为例

民间规则是经验事实的规范表达,是"地方性知识",彰显实质正义。一般条款仅规定内容十分宽泛的价值指引,内涵与外延均不明确,但却包含事实构成与法律后果两部分。尽管一般条款与法律的明确性要求相悖,但选择一般条款纯属人类的无奈之举。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作为建构理性的制定法的滞后性与不周延性,而且,法律的普遍性从来就只不过是一种神话。为了克服制定法的局限性,达致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平衡,法律不得不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注入社会经验,从而变更和充实制定法的内容。因此,一般条款自然成为立法者的技术性选择。作为经验事实的民事规则能够让一般条款宽泛的价值具体化,使一般条款与案件事实对接起来。也正是在具体化过程中,民间规则进入民事司法。     

法与习惯冲突的效益分析

习惯与法的冲突由来已久,集中的表现是人们对法律的规避。冲突产生的原因通过效益分析的方法显而易见,规避法律是因为习惯在经济效益、伦理效益和交易安全等方面优于法律。冲突和规避只能通过完善立法和司法,并最终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来解决。     

美国宗教自由实践条款的范围和限制问题研究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了宗教自由实践条款。美国最高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确定着该条款的范围和限制,采用的标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宗教信仰与行为的两分到承认对宗教信徒法律义务的一般豁免,再到否认一般的豁免,仅承认有限的例外。美国最高法院标准的变化反映了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建立国教条款和宗教自由实践条款存在内在的冲突。美国宗教状况的复杂性更加剧了此种冲突。通过对自由实践条款和建立国教条款进行弱的解释,美国最高法院平衡了公共利益与宗教价值。美国最高法院对宗教条款的解释从一个切面反映了美国宗教与法律的复杂关系。与美国相比,中国宗教问题的特殊性在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非宗教性。     

判决—规范:地方性立法的司法输入——以京津冀区域性立法为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如期形成,就地方性立法而言,应以经济纠纷事实为导向,细化实施性立法;以经济秩序重构为指向,加快回应性立法.以地方区域法治为方向,发挥自主性立法;通过习惯风俗入判、司法判决固化习俗、区域司法合作等三项原则,严格立法权限代理制度、建立法律冲突裁决制度、完善规范清理制度体系,建构司法型立法体制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后体系时代"地方法治建设进程中公共契约精神的解放.充分适用中央立法授权,建立司法型立法模式,授权判决型规则产出,从立法供给侧改革,全面落实"科学立法"的内在要求,推动法治秩序的善化     

“超医保不赔”条款的认定——以机动车商业三者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判为视角

"超医保不赔"条款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其效力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尺度不一。本文从该条款的法律属性探究着手,论证了其免责条款的法律性质,提出了该条款的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标准,并从条款效力的不同认定结果阐述了司法裁量的原则和尺度。     

试论我国习惯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合会”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合会这一广泛存在的民间融资习惯的分析,初步探讨习惯在我国的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首先分别阐述了合会在制定法上与实际生活中的地位,认为国家制订法应当认可习惯,而习惯由于传统外在权威的缺失去也需要国家法的确认.在此基础上从实然和应然的层面探讨了习惯和国家法之间的关系,指出从现实角度来看,在司法、执法环节,习惯被国家法默认;而从理想的角度来看,习惯应当被国家立法所认可.     

宪法视野下的公共利益研究

宪法条文中对"公共利益"条款的规定体现了宪法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表述也体现为公共利益。在法律的制定与执行中需要坚持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理解与适用,司法判断也需要以此为审查依据,对宪法条文的具体应用不能具有随意性。宪法中对公共利益的规定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的特点,需要委托立法者进行立法作为义务,但现行法律多是照搬宪法的条文,并没有具体的公共利益如何适用于征用征收情况以及程序的规定,这也对宪法中此条款的适用带来威胁。宪法中对征收征用的公共利益条件设定是否具有合理性,与个人利益冲突如何调节,公共利益如何界定、如何判断、如何适用等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此条款的适用。     

《法律适用法》“有利于”条款实施研究

《法律适用法》中的"有利于"条款要求法院查明所有连结点所指引的实体法律规定,并进行比较、权衡、考量,最终确定有利于特定当事人的法律而予以适用,这对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外国法查明和自由裁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司法实践显示,"有利于"条款的实施确实存在着单一适用法院地法、法律选择说理不明和外国法查明过程缺失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是由"有利于"条款本身所内蕴的过高要求所造成的,表现在条文规定本身加重了法官外国法查明的负担,"有利于"条款中的"有利于"字眼的模糊性也让法官的裁量无据可依,另外,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法律选择意识淡漠和法院地法情结浓重,是造成"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又一原因。目前已推进的司法改革应有助于改变"有利于"条款实施不佳的现状,细化"有利于"条款适用的参酌因素、优化现行的法律专家查明外国法的途径亦有助于突破实践中的瓶颈问题,缓解"有利于"条款实施的尴尬情状。     

刍议《合同法》中"交易习惯"的确定

<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确定了一项合同解释的规定,其中在司法实践中最难确认的是"交易习惯".笔者在此通过对交易习惯与交易惯例、合同的默示条款的比较,运用合同解释的方式阐释合同解释中"交易习惯"的确定.     

从一起"骗保"案看我国刑法与保险法的完善

众说纷纭的帅英"骗保"案的法律争议涉及刑法与保险法两个学科领域.从刑法方面看它涉及了刑事司法基本理念的问题;从保险合同法来看它涉及到了该法的许多基本条款,如年龄申报不实条款、不可抗辩条款、如实告知义务、未如实告知的解约权之限制等.这方面国外的一些做法比较好.我们应参考其有关立法例,对我国刑法、保险法进行相应的完善.     

溯源习惯法:《习惯规则的形成机制及其查明研究》评析

姜世波教授与王彬博士合著的《习惯规则的形成机制及查明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对习惯规则的两个重要问题——习惯规则的形成机制和习惯规则的司法查明——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探索。该书不同于其他法学著作的思辨式研究,而是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诠释习惯法运用的查明场域及其方式,让读者领略基层司法真实的裁判方法及其调解艺术。该书的实证研究让读者的目光从"纸面上的法"转向"行动中的法",唤起了转型社会法治秩序的"民间记忆",促使法     

中、西法学语境中的“法律道德性”

个人道德可以说一直是中国传统的"司法理论"或"司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道德性是在这一层面进入中国传统"司法"的.而西方学者讨论的所谓的法律的道德性问题完全不同,概括起来是自然法和实证法的冲突问题.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案件审理中所涉及的道德称为"司法者的道德性",将西方法理学强调的道德称为"法律或司法的道德性".     

司法案件、司法审判与网络舆情事件研究

网络舆情不必然具有负面性,舆情事件中"司法买单"、舆论与司法冲突和异化现象是舆情风险所在。舆情的形成与案件自身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网民道德良知论与司法法律价值论造就舆论与司法冲突。司法权威尚未形成加剧网民"信法不如信网"心态。面对舆情风险,法院应该针对案件,融理入判,提高裁判说服力,预防舆情发生;运用沟通机制,缓解司法与舆论冲突,减少风险冲击;稳步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抵御舆情风险能力;运用法律惩戒机制规制舆情中异化现象。     

“从俗”与“从推”:从施剑翘案看中西法文化冲突

虽然中国传统法律至民国法律移植之后就饱受批评,而实际上对中西法文化之间的冲突界定及成因,却没有充分的分析。以施剑翘案为切入点,从内容与形式上两种冲突看,一方面,"法从俗",传统法的"情理"即以血缘习俗为本质主导、伦理道德为表象辅助的内容来源;另一方面,"法从推",追求直接正义并从"人情"至"天理"的"推"的形式。以社会结构家庭化的特殊性来看冲突的原因,"推"的社会化与"人"的制度化,解释了形式与内容上差异之原因,并由形式推导至内容,将内容与形式相贯通。     

论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透视

国家制定法和民族习惯法的特点在于前者具有统一性、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后者具有多样性、特殊性、伦理性、自觉性等.透视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婚姻现象,可以感受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在婚姻领域有四个方面的冲突1.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2.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3."移植法律"与本地民族特点的冲突;4.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应当化解冲突,实现国家制定法与民族习惯法的积极融合.     

刑事司法中逻辑法条主义的反思

鉴于"深圳鹦鹉案"等热点刑事案件的裁判结果与大众情感、观念的尖锐对立,有必要对决定裁判结果的逻辑法条主义进行检讨与反思.逻辑法条主义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是全方位的,包括定罪层次的定性化机制、量刑层次的定量化机制以及刑事程序的科层式决策机制等.逻辑法条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成因.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法条主义从无到有、逐渐形成,当前的司法体制则为逻辑法条主义的盛行提供了理念、制度、技术上的支撑.然而,逻辑法条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诸多冲突,包括实质正义观念和形式正义观念的冲突、专业审判组织决策与民众意见的冲突、抽象立法与具体现实的冲突等.为达成逻辑法条主义下的情法协调,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予以改革完善,包括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建立中国特色的"法官造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回法庭的法律审制度)、提高立法技术等.     

法律解释的民间法面向

在法制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司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国家法律与乡土逻辑的冲突,这成为当前建设农村法治的瓶颈问题。为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需要在司法的层面上明确民间法司法适用的条件、场合与方法,从而使法律解释具备本土化的民间法面向,这对于通过司法支持基层自治、通过司法审查制约民间法的合法作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和紧张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