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视角下弱势群体微博问政的非制度化利益表达

微博问政作为微博快速发展而呈现的一种舆论监督形式,客观上说,是在弱势群体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表达自身利益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采用微博这种非制度化的表达模式来诉求自身利益的过程.这种表达方式无论是单纯的政治层面解读还是社会层面解读都难以窥其全貌,而政治社会学相关理论则可以从另一角度来阐述这种问政模式.     

浅析公安微博问政的制度逻辑及路径选择

公安微博问政出台以来，由于欠缺规范化的制度规定．导致公安微博问政仅能发挥有限作用。若要对公安微博问政进行制度化的理性建构．必须首先厘清其制度逻辑。宪法关于公民权的相关规定是公安微博问政形成的外部制度环境。然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公民参与机制及信息公开机制的不完善及滞后．使得现有问政形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公安微博问政的出现意味着拥有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的公众在既存制度下形成新的政策偏好．他们倾向于追求新的目标，最终推动新的政策主张出台。为此．可以通过创新制度理念、超越制度障碍及构建制度体系推动公安微博问政的制度化及常态化．推动公安微博问政持久、有效地发挥作用。     

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评述

当前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抗争事件此起彼伏,环境抗争已成为民众表达环境利益诉求的一种常态形式。国外环境抗争的研究重点是环境公正问题,而国内的研究热点则是环境抗争中集体行为发生的原因及策略。从集体行动理论理解环境抗争中农民的集体行动可以分抗争心理、制度结构和文化情境三个层次。具体而言,怨恨心理和维权心理成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心理动机;日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为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创造了制度空间;抗争话语与符号等文化情境影响环境抗争中农民集体行动的成败。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防治:理论阐释与策略分析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农民采取非制度化渠道来维护自身合法环境利益的"集合行动"。斯梅尔赛价值累加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逻辑,其实质是各方利益价值累加的过程。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社会组织、环评专家、媒体等,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及互动博弈,推动着群体性事件发展方向。通过优良的环境供给、提升公众认知、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合理引导行动和加强危机现场应急处置等策略,形成指向更为精细化的多中心合作模式,从而达到农村生态与社会的善治目标。     

试析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这主要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组织化程度差以及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有关。这种状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措施 ,将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引入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浅论私营企业主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中国私营企业主进入各级人大或政协中参政议政,其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特征.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主观因素在于利益驱使,通过获取体制内政治资源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客观政治格局下的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渠道相对短缺、参与管道不畅等因素则导致私营企业主选择非制度性方式表达利益诉求.     

提高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公众利益诉求的有效性研究

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一些地方呈现多发态势,对社会秩序的危害较大,加强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综合治理刻不容缓。环境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由公众对生存环境和健康权益的诉求引发,能否有效回应公众的利益诉求影响着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演变。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应该建立健全有效的利益诉求回应机制,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有效回应公众环境利益诉求的能力。     

论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和有效模式

现代政治民主需要公民广泛地参与政治过程,并且提倡政治参与要制度化地进行。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实现需要政府和社会协调互动,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参与氛围和畅通的参与渠道。在此过程中,＂精英＋大众＂组织化这一全新的政治参与模式可以实行快速有效的利益表达和诉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沟通,是制度化政治参与较为有效的实现方式之一。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参与制度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原因

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走向就是制度现代化,即通过制度设计、定型达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双重实现。同时,政治参与作为"民主的希望"[1]深刻影响了现代政治生活,这种影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日益加深。因此,对政治参与制度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尤其对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当前,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利益需求分化,加之信息化的急速变革导致了我国政治参与诉求多元、多维,群体性事件频发,非制度化参与普遍存在。不难发现,当前我国政治参与制度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需要我们梳理问题、分析原因,为未来的政策制定和制度机制健全完善提供参考。     

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治理路径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政治现象是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其中在社会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农民自身正当利益受到损害;农民经济基础的薄弱;农民制度内参与的渠道缺失;农民综合素质较低,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健全农民利益补偿机制,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农民群体成为一个典型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民利益制度化表达渠道的不畅,导致农民利益非制度化表达方式非常普遍,影响了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通过完善人民代表的利益表达功能,建立和完善农民的维权组织,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利益表达功能等,来构建新时期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不仅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而且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和谐视阈下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民间组织介入为视角

在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如何通过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迫切需要人们以新的视角看待民间组织介入其间的应有价值。当前,在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有效介入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以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论保障公众理性表达诉求法治体系的构建

当下中国,社会改革进入攻坚期,社会矛盾进入"漩涡期",治理难度加大,迫切需要对社会管理模式进行升级,加强法治社会建设。而社会矛盾纠纷的良性解决,需要在法治的平台上实现。因此,本文拟在对公众利益诉求保障现状进行分析和归因的基础上,寻找公众利益诉求保障法治化路径,构建出保障公众理性表达诉求的法治体系。     

论民主监督的问题与对策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内在需要。加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有利于执政党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利于公众合法表达利益诉求。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过程中在环节、认知和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完善民主监督的环节,创新民主监督模式,建立健全民主监督评价机制。     

实现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倾向比较突出。要不断提高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水平,加快整个国家的政治文明进程,就要发展农村经济,夯实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就要完善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疏通农民利益表达渠道;就要积极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倡导公民文化。     

公众立法参与制度化刍议

公众立法参与是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公众立法参与制度化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要求相符合。公众立法参与制度化构建,应对公众立法参与重要内容及具体制度进行概括分析,形成合法、有序、合理的立法参与秩序。     

公民权利视角下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样本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根据政治参与是否符合法律或制度规定的有关程序,可将政治参与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种类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大量出现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突出问题。本文试图以厦门PX事件作为样本,以公民权利的视角来分析非制度化参与中的各种问题,以公民权利为基石,寻求解决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有效路径。     

制度、结构与农民工行动选择机会的形塑——以长三角地区服装业为例

制度和结构及其演变型塑着农民工行动选择的机会结构,制度力量体现在工人以组织化或者非组织化机制、通过各种集体行动表达自己诉求的能力,结构力量取决于工人在经济系统中的位置。农民工对机会结构的感知及其行动上的回应具有能动性,不同技能、素质的农民工因制度和结构赋予的能力提升有着显著的差别。以新《劳动合同法》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成为促进或改善工人结构力量增长的重要制度力量,农民工因制度力量与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改变而"增权",并在实践上推动了管理政体由专制主义到人性化管理的转变。     

充分发挥网络民主在我国政党制度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民主政治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关键在于民众的参与。网络民主是借助于互联网络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民主形式,也是公民参与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民主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和意愿、参与决策提供了快捷的通道和良好的平台,有助于推动我国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发展。为此,要充分发挥网络民主的优势,彰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民主意蕴。     

新的社会阶层对我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新的社会阶层的兴起改变着当代我国社会结构尤其是阶级阶层结构。随着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发展,他们特定的经济地位必定带来特定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倾向,推动着我国政党政治的社会环境重构、理念转变、政策变迁、社会基础扩大、制度发展与完善,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政治尤其是政党政治变化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