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促成了全能型国家治理模式的建立,管制型政府也应运而生。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和管理型政府逐步取而代之,但其存在诸如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权力监督,缺乏利益调节机制,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保护等问题,越来越不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革已是势所必然、迫在眉睫,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法治型国家治理模式与服务型政府,以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高度统一。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转型的规范性分析

犯罪治理不仅是针对犯罪人的国家治理,也是关涉整个人口的社会治理。科学评价犯罪治理绩效,依赖于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各项社会数据的支撑。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客观治理资源的制约;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与犯罪治理模式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年龄效应”的相对不变性。结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2000年跨世纪等特殊年份,中国犯罪治理模式演进过程呈现为：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社会阶段,政治运动总体治理(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社会阶段,运动治理迈向常规化(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社会阶段,依法治理常规化主导(2000年至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至21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宏观社会制度设计、微观符号这四个层面的规范性比较,探寻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上海治理70年:从民主建政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进程与线路

70年上海城市治理史,是一部城市体制改革史。新中国成立,上海即开启了城市治理历程,接管结束后基层政权建设中建立起135个办事处。从"冬防办事处"到"派出人员办事处"再到"区人民政府办事处",街道成为基层治理最前沿。20世纪80年代城市体制矛盾凸现,上海开始新一轮体制探索。1987年制定并实施《街道办事处工作暂行条例》,强化基层治理。1994年对街道体制作出新的调整。2015年发布"1+6"配套文件,成为新时代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举措。2020年颁发《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强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70年上海城市治理夯实了超大型城市迈向未来的基础,开辟了"卓越的全球城市"治理的新阶段。夯实基础基层、重视推进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是贯穿上海70年城市治理的一条主线。     

城市社区领导与居民区公共治理

一、引言 在基层社会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良性的社会治理秩序,理顺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等诸类关系,业已成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中国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社区建设运动成为城市治理结构转型的标志.     

建设具有浙江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浙江省积极探索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浙江经济社会特点相适应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浙江发展进入新的阶段,面对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提升综合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健全新型城乡社区治理机制,不断激发基层社区活力;积极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发挥多元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深化"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构建完善全省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网;扎实推进"两网融合",着力构建网上网下联动的工作体系;坚持依法治理,努力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毛泽东对外建交与对外经贸并举叩开世界大门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奠基人,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外开放是我国必须一切从头开始的开创性事业之一。本文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至5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末到1976年等三个历史阶段的国际风云变幻中,凸现毛泽东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外建交与对外经贸并举叩开世界大门。他面对疾速变幻的国际环境,以对外建交为前提,以对外经贸为基础,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冲破重重困境领导我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协同治理: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传统单一、封闭的社会治理体制弊端日显,已无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商沟通、依法治理、多措并举的协同治理体制就成为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     

“过渡型片区”体制：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新探索

乡村治理体制与基层社会的匹配程度深刻影响着基层治理效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经历了从管区制到社区制的历史变迁,每一种乡村治理体制都是国家与社会基于不同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乡村治理具体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在现代国家治理的新阶段,“社区制”乡村治理体制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激活自治活力、便于有效管理的价值功能。但在现实中乡村社会治理条件不一、治理任务复杂多样,统一的、固定化的乡村治理体制很难承载所有的治理事务。乡村治理体制的设置,必须考虑该体制需要承载的功能、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异性等复杂因素。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实践创新中,“过渡型片区”体制成为治理有效的重要形式。相较于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其在主体构成、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功能等方面具有新的特点,能够满足当下乡村治理的基本要求,助力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城市基层治理70年：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

我国城市治理与西方城市治理有着完全不同的"场域",因此城市治理研究需要"另一视角"的探索。从城市治理的基层视角切入,"历时性"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可见从城市管制时期的"组织化"、城市经营时期的"失组织化"到城市治理时期的"再组织化"的清晰脉络。城市基层治理从组织化、失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演变过程,是城市基层治理工具的创新过程,也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价值的回归过程。未来的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基于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框架,实现"他组织"与"自组织"的有机结合,建设外整合与内整合一体的"契合城市"。     

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引发了城市社会的一系列变革。“单位”功能逐步弱化 ,社会组织日益复杂 ,人口流动不断加剧等等 ,都对城市基层管理提出了挑战。为了回应这一挑战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开始了由单位主导型向街居社区主导型的转变 ,其标志就是城市社区建设。从总体上说 ,当前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转型仍处于初始阶段 ,还存在着一些需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转型

以内在实现方式的国家强制或社会自主和外在表现形式的注重过程或注重结果为两个维度,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即以国家强制的方式追求结果最优的"稳定和服务"、国家强制并注重过程的"动员和控制"、社会自主追求结果的"自我服务"和社会自主并强调过程的"表达与协商"。单位制下,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功能主要是控制单位成员和动员社会资源;街居制下,体制的功能主要是维护稳定和提供社区服务;到了社区制,体制要承担起表达居民利益诉求,搭建政府与居民沟通与协调的制度平台的功能。这种功能变迁一方面是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变化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观念变化的产物。这种体制变迁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     

政府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方兴未艾的地方治理创新运动。当代发达国家地方治理运动的兴起,并不是某一个因素影响的结果,而是民族国家面对的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压力和挑战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浪潮是当代西方国家地方治理创新道路选择的直接催化剂。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变迁,尤其是单位体制的逐步解体,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在行政化力量束缚下的社会逐渐浮出水面,这表现为私人经济、私人部门和各种民间组织力量的日益发展壮大并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就治理活动而言,行政主导或治理主体的政府在逐步转变自己的角色、定位,必须与新的社会现状和情势相适应。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在疫情防控中的展示及其作用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要求国家和地方政府能够迅速在短时间内构建能够有效应对疫情的公共治理机制,以高效协调行政体系内各层级、各部门的分工合作,有效引导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协作,在暂停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的基础上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基层治理体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治理视域中我国基层人大的民主参与发展

基层人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人民参与人大、人大参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参与治理的角度审视,作为我国的核心民主形态,基层人大主导、参与到基层人大选举、公共决策、权力监督、社会运行各个治理过程中,实现从代议到参与、从管理到治理、从集权到分权的发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从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培育利益相关人,健全参与机制,推进合作、网络治理,是我国基层人大在民主参与主体、客体、内容、过程和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的需要。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互动研究:取向、经验与反思——基于2007—2018年CSSCI期刊文献的内容分析

基于对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互动的既有研究发现:政社互动是在国家行政权力上收与基层自治不足的情况下,加强国家与社会之间联系的一种方式,其经验推进是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嵌入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而形成的两种合作治理形式。在“强国家-弱社会”的政社关系下,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社会组织逐渐依附于行政体系,加上承接服务的主体缺失与回应不足,使政社互动陷入“内卷化”的困境。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政府应从集权管控走向吸纳治理,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嵌,从政府排斥走向社会自觉,进而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历史演变及思考

周边环境对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周边安全战略的制定就是对于维护国家周边安全的宏观筹划。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的,期间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即从维护和巩固政权,发展到服务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在未来周边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增进与周边邻国的相互信任,有效解决与邻国的争端,积极参与周边热点问题的解决,构建与周边主要战略力量的建设性关系架构。     

全过程人民民主赋能城市基层治理的机制优化

面向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因应人口和资源快速积聚到城市的发展格局与趋势所带来的治理风险与考验，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坚持基层党建引领民主决策、执行、监督等来达致结果的民主，追求富有草根性、实践性与真实性的闭环式民主实践形态，促进基层治理主体意涵转变、权力运行方式优化与治理模式创新。面向治理现代化、精细化、数字化的发展需求，必须以基层治理主体有效在场凝聚全民化共识、以民主决策制度化实现全链条治理、以治理资源长效供给促进全过程参与，并通过民主问责与绩效评估机制达到全流程响应，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新动能。     

党领统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转向——以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为例

近年来,为了回应国家对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城市基层社会治理转型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从既有研究来看,遵循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但这一分析范式并没有考虑到我国特有的国家建构历程,尤其是忽视了党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应发挥的地位与作用。而"党领统合"这一新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分析框架,有效突出了自迈入新时代以来党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并最终通过对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案例的具体分析对该框架进行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