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理论范畴内的当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兼论弗拉基米尔·马乌的革命思想

针对俄罗斯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学术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视角进行了诸多的分析.而能否把这场变迁作为革命来研究,也就是说俄罗斯的转型能否被称为一次革命,则存在着很多争议.因为俄罗斯的转型不具有经典革命的特征,如暴力、新意识形态的萌发等.一些革命理论专家对新时代的革命进行了重新定义.通过对革命的发生、过程、后革命时期的权利集中等现象的分析,可以认为俄罗斯的这场变迁能够被归于革命的范畴之内.     

法国大革命期间自由派贵族的宪政主张及其困境——以克莱蒙-托内尔伯爵为例

克莱蒙-托内尔伯爵是法国大革命初期自由派贵族的重要代表人物,堪称最早参与革命又最早对革命进程进行反思的人之一。他的宪政主张未能见容于革命政治导致了他的失败,但是其部分观点在革命后的法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他试图调和革命与君主制的君主主义倾向及其最终与君主制一同覆亡的命运为理解自由派贵族与法国大革命政治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提供了范例。     

“三·一运动”的教训

“三·一运动”的教训可是，“三一”大革命运动，终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刀下惨遭失败了，但它是朝鲜民族伟大精神的结晶，它打定了朝鲜民族革命的基础。它是朝鲜革命的划时代的分水岭。假使没有了它，朝鲜革命决不会有今日的基础。要之，“三一”革命运动是由当时亡国后刚...     

十月革命的历史是不能改写的

在俄罗斯的政治文献中,常常把1917年的十月革命称为“政变”.正确区分“革命”和“政变”,对正确理解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革命与政变的区别在于,革命是提出和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改变财产的形式,破坏旧的权力和统治体系.革命必须要有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就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上层也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统治.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前,俄国正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并且,在二月革命后仍然存在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形势.显然,把俄国十月革命称为上层的政变是不正确的.同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改良的机会不大,力量的优势在革命者一面.     

百年党史的叙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对于研究和叙述历史而言,“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研究历史要“论（逻辑）从史出”,叙述历史要“史论结合”,要做到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整个人类历史后得出的“论”。毛泽东概括了社会革命一般规律,即“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也就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革命。从1919年到2012年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正是这样一轮革命。而按照无产阶级革命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二轮。“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和创新,为叙述百年党史提供了新的方法。     

越南前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

张如磉出身于越南南方一个富有的家庭。自“越南八月革命”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其父母甚为震惊,为了确保张如磉“不成为一个革命者”,他们于一九四六年把儿子送到法国读书。张如磉在国外攻读法律及经济,毕业子巴黎政治学院,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并曾在土伦海军军需学校学习。在法国留学期间,他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五八年回国后,即投身于反对吴庭艳傀儡政权     

宜—靜苏維埃——1930年至1931年越南革命高潮的最高峯

越南共产党(后来改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也是現在的越南劳动党的前身)于1930年1月成立后,卽領导越南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掀起1930～1931年的革命高潮。在这个基础上,宜安和河靜两省农村中建立了苏維埃政权。 本文論述宜——靜苏維埃形成的条件、形成后由高潮到低潮的演变过程、巨大的成就和失敗的原因等方面的問題。文中着重叙述这一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剧烈斗爭,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如何勾結起来鎮压革命的人民,也駁斥了过去反动派对宜——靜苏维埃的歪曲和誣蔑。     

反映科技革命的小说《挑选的权利》

七十年代,科技革命在苏联蓬勃发展,并给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作为时代风雨表的文学必然会在这方面有所反映,《挑选的权利》(1970年)就是较早描写科技革命的一部文艺作品。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苏联开展科技革命的一个侧面。小说问世后曾得到评论界的好评,说小说“嗅到了与工人阶级的先进趋势相适应的智力活动的气     

不一样的“革命”——曾朴译《九十三年》

曾朴不仅是晚清知名小说家，也是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文学翻译家。1912年辛亥革命后，曾朴从法语翻译了雨果的名作《九十三年》，并将其题为“法国革命外史”，刊载于《时报》。曾朴于此时翻译《九十三年》，虽然明显地包含着应合中国革命时局的动机，但作品高扬人性的主题却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革命，表达了“诗人”的革命理想。译者曾朴的“诗人”身份以及他对作品的细致解读又使他进一步阐发了作品“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道主题，因此使这部小说在当时显示出一种“不合时宜”的思考革命的理路。     

告别革命?

我们之所以如此惧怕革命,渴望告别革命,不是恐惧革命的过程,而是它带来的一系列不可控制的结果。这是革命的吊诡之处,从复辟到暴力革命,从希望到绝望,从自由到暴政,革命这个词汇已经足够复杂,乃至我们谈虎色变,谈革命必然会害怕对我们还算安逸生活的摧毁。     

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四重逻辑——以全面深化改革为视角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蕴含着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全面深化改革为党的自我革命注入强大力量,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从政治逻辑看,党的领导体制和自我革命制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完善;从理论逻辑看,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两者互为前提,相互支撑,互促共赢;从价值逻辑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统一于党的初心使命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实践逻辑看,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以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强大动力推进强国建设和伟大复兴。     

再论农民与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中的关系(1917.3-10)——基于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及列宁有关论述的新探讨

十月革命中,俄国农民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投入了革命,对推动革命的进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布尔什维克党虽力图直接领导他们,但他们却基本上是以自发的起义形式来进行革命的,因此十月革命并非是一场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形式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农民的革命运动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城市工兵革命在一致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上形成了客观上的革命联盟,二者共同将该政权推向孤立、孱弱的绝境之中,从而保证了十月革命得以较为容易地取得胜利。     

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及东方革命的展开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20世纪的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承担了世界革命的组织和指导功能。从共产国际二大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将世界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东方国家,重点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及外蒙古)、朝鲜、日本、印度支那组建共产党,开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共产国际东方战略的制定及东方革命的展开,促进了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也确立了苏联对这些国家共产党和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     

毕生致力越南革命的黄文欢

为越南民族独立贡献一生的黄文欢同志,他在一九○五年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是地道的京族(即越南族)人。青年时期他在越南积极参加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以后多次来到中国,曾参加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在黄埔军校受训,因而在国民党军队中有过上尉衔。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年青的黄文欢在革命团体帮助下,离开家乡来到广州,进入胡志明创办的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学习。学习结束后,被派回越南进行革命活动。     

悲壮与激荡的追思──韩国独立运动国际学术会议在沪举行

悲壮与激荡的追思──韩国独立运动国际学术会议在沪举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韩国革命曾被并列为２０世纪初远东的三大革命运动。对于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不仅中国理论界有过深入、广泛的研究和宣传，而且普通国民也有较多的了解；然而对于韩国革命，由于众所周知的诸多...     

俄国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的与结构的视角

通过梳理艾森斯塔德与金雁的文化主义路径、摩尔与斯考切波以阶级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和格申克龙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结构主义路径对俄国革命发生机制的研究,重新追溯俄国革命的发生机制与原因。文化主义认为,一国的文化与文明自身孕育着革命的因子(如基督教的救赎情怀),因此革命必然会发生。而结构主义则认为,革命的发生有其结构性的条件,如国际因素、国内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结构性条件不具备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会发生。     

1917年俄国革命的根源

俄国现代化进程的结构失衡造成的系统性危机,是导致俄国革命的客观前提。第一次革命迫使沙皇政权进行改革,但斯托雷平体制的失败造成了危机加剧的形势,酝酿了新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化了既有矛盾,与此有关的一系列事件把俄国引向1917年革命。     

从一国社会主义到中国改革开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发达的高度将是社会主义的基础,因而设想,社会主义将会在英、法、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最先建立。历史的发展和革命运动的实际却是尚未完成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相对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的俄国社会发展顺序的颠倒,就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聚焦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体制的一国社会主义,是特定时代条件下,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实际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宣布苏联已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实只是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成为斯大林体制的历史负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也是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完成的相对落后的国家。历史的共性是斯大林体制被当作社会主义共同模式的时代条件。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共有的、越"左"越革命的幼稚病,是小生产占优势国家背负的、改革斯大林体制的沉重历史包袱。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于为相对落后国家在完成民主主义革命遗留历史任务之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从而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时代。     

试论北一辉法西斯主义国际战略的演变与五四运动的关联

北一辉是二战前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理论指导者,他的代表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被称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圣经".北一辉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相交莫逆,他所撰写的<支那革命外史>在二战后被誉为描绘日本人参与辛亥革命的最佳代表作之一.本文以北一辉的两部著作--<支那革命外史>和<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探讨五四运动对北一辉有关亚洲国际战略构想的影响,以期揭示五四运动期间北一辉思想的变化在他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改造论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武装部队在东南亚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作用

過去,暴力形式的革命,常常会導致軍人的独裁。凱撒推翻罗马共和政體,法國革命給拿破崙的崛起铺平了道路,这就是一些古时候的例子。第二次大战后的十五年來,东南亚各國一直進行着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在這个地区的各国,他們已經完成或將要政治革命,即獲得民族的独立。可是在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方面却还沒有完全達到目的。